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工资差异的演变——来自转换回归模型和工资差分解方法的证据

文章使用CHIP1995年和2002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转换回归模型(Switching Regression)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假设进行了验证,同时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典型的二元分割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割程度显著地弱化;观察到的工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歧视或其他观察不到的因素所带来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而所有制带来的工资差异也不容忽视。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

中国农村劳动力现代化素质的经济解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英克尔斯的"现代性量表",本研究利用2009年课题组对江苏省631位农村劳动力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测度了农村劳动力的现代化素质,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现代化素质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1)沟通能力、主观意识、内在涵养、开放观念、公共权责、经营能力、生存能力等7个因子代表性地刻画了农村劳动力的现代化素质;(2)整体看来,仍在外群体的现代化素质较高,其次为已经回流群体,从未外出群体的现代化素质最低;(3)农村劳动力的现代化素质主要受到了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和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长远看来,鼓励具备较高现代化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建设现代农业,对于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集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5年我国282个城市所组成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具有规模异质性,可以按照城市规模LOG (S)的位置参数值6.551划分为低机制区和高机制区。随着城市规模由低机制区平滑进入高机制区,劳动力集聚的正向效应将被逐渐增强的负向效应抵消,导致城市劳动生产率出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城市规模异质性使得劳动力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出现分化,规模较小城市的劳动力集聚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规模较大城市的劳动力集聚反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升。因此,我国各城市应该积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依据城市规模因地制宜地促进劳动力集聚以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失业效应分解模型

本文以时间标准界定的失业率概念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失业效应分解模型,证明了失业的总效应包括时间效应和频率效应两个组成部分。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在劳动力异质条件下,根据普通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论述了二者在失业时间效应与频率效应变化方向与程度上的差异,并结合国际经验予以必要验证。模型的结论在于提出对现行失业率计算方法的质疑,并主张从失业的社会成本角度理解失业现象。

社会保障视域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由于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农村人口自由流动成本过高,阻碍了劳动力自由转移,进而影响了农民增收。基于1990-2006年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下一期农民增收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当期收入增长无显著性影响;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但没有发挥其经济推动器的作用,还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率,进而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故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加大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要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以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社保方面的障碍,促进农民增收。

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下的农村社会保障

本文通过蒂伯特模型,从理论和实际上解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所在;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对社会保障的巨大需求压力;但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

除政府和市场渠道之外,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渠道。文章基于福建省498位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问卷分析,测度了"网络规模"、"名义强度"、"实际强度"、"行业异质性"、"地区异质性"、"职位异质性"等6个个体社会网络维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名义强度"之外,其他个人社会网络变量都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网络规模"越大、"实际强度"越紧密、"行业异质性"越弱、"地区异质性"越强、"职位异质性"越强,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就越高。可以认为,社会网络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经济阶层的转换模型与优化决策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人口可以划分为 10个经济阶层。研究了 10个经济阶层之间的人口转换模型 ,进而提出了社会经济阶层结构优化的决策模型 。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主要受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程度低、健康状态不佳、父亲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居住在西部地区以及远离城镇等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

社会功能工资模型的构建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力价值工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和利润分享工资理论等,在解释私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报酬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劳动者报酬社会功能工资理论为标准,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力价值工资理论为起点,综合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和利润分享工资理论,构建劳动者报酬社会功能工资模型,能为提高我国私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报酬提供理论基础。

资本类型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来自江苏的证据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是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有力保障。利用江苏农户调研资料,首先归纳总结该群体的非农就业质量现状,发现非农就业质量的经济性、发展性、稳定性等客观指标和主观感知体验水平较高,但存在明显的群体分化特征。然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不仅对非农就业质量产生直接正影响,而且通过就业区域和就业时间对非农就业质量产生间接正影响,且直接正影响强于间接正影响。社交网络为主的社会资本主要对非农就业质量产生间接正影响。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质量的客观性指标如稳定性、发展性指标的影响高于经济性指标,同时高于自我感知体验等主观性指标。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以及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效率等系列改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我国全部劳动者的比例非常低 ,但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却有越来越难的趋势。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制度背景下 ,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 ,使大学毕业生“宁要城里一张床 ,不要农村一幢房”,但城里的用人单位却因过高的解聘成本和户口成本而不能吸收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因此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缓解和解决 ,要依赖经济发展 。

国有资本净收入对养老保险的最优划拨率——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变化情况下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适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本文在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变化情况下,建立一般均衡代际交叠模型,探讨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有资本的最优划拨率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可以证明将国有资产净收入划拨至养老保险账户,可以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也发现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也随之下降,国有资本净收入对养老保险账户的最优划拨率也随之减少,最优划拨率从38.10%下降至14.31%,这说明如果政府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角度出发,应当将国有资本净收入对养老保险账户进行划拨补充,但划拨率存在上限。

资本类型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自江苏的证据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及主要特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以职业规划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程度低于其它资本。其它资本中以社会资源衡量的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尤其显著。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远高于非农就业行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政府公共服务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研究——基于东三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要素是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新时代政府公共服务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时代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内流动规模高于跨省流动规模,流动人口主要从事餐饮、家政等服务业,初婚人士占比较高,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低龄流动老人规模持续增加。应通过增加社会投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引导新时代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网络特征——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20-2023年元宵节后的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劳动力流动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系统分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网络的动态结构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间劳动力流动网络表现出时间上的二元稳定性,总体格局为以郑州-武汉为中枢,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显著菱形结构,内部流动远超外围,展现了区域间的强连接与集群效应。②与前期相比,2023年的劳动力流动在菱形区域内外的分化更为显著,中部城市作为枢纽的作用增强,网络密集程度上升,高强度流动线路减少,显示出劳动力流动的均衡化趋势。③网络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流入”与“分散流出”的形态,劳动力的流入会促进回流,互惠传递模式不断促成了以资源、经济力量、环境优势为纽带的城市网络,形成了结构上的“由弱趋强”与“强强联合”并存的流动格局;④流动的驱动因素呈现多维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接纳问题浅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如何有效转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从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困境出发,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分析入手,紧密结合城市接纳能力测量,试图探索一条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农村劳动力迁移就业微观动力机制探析

农民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自由迁徙的体制束缚越来越少,由于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打工。本文建立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成本收益模型,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个人微观决策,并给出一些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