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论视角中的新高考公平性问题研究

新一轮高考改革在促进公平、促进科学选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公平性争议。社会正义理论关于公平与正义等的基本观点,为解读新高考公平性提供了理论视角。从社会正义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选优任能的正当性与选拔标准的多元性之间的不一致是影响高考公平性的重要因素。促进多元参与下的科学决策,理性引导社会舆论,加强高考改革配套,保障程序公平,维护社会正义,是保证高考改革稳步进行的路径选择。

亚里士多德社会正义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社会正义论的宗旨指向城邦(共同体)的幸福、共同利益和优良生活,其基本内核包括公正、平等、中庸、公平和友爱,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正义、政治正义、经济正义和家政正义。从社会正义方面而言,亚里士多德从社会正义视角整体阐述正义理论,从伦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探讨社会正义论,把公正美德与正义原则有机统一起来,把实践性和社会性融入其社会正义论,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社会正义是一个恰当的道德修辞——对三种反社会正义论的驳论

社会正义是现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核心论题,自被提出以来便倍受质疑与反对。围绕着该概念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否定性观点——哈耶克提出的“概念错误论”、桑德尔的“反道德论”以及布坎南阐释的马克思的“缺陷环境论”和“终将消亡论”,都旨在否定“社会正义”是一个恰当的道德修辞,进而反对以正义作为社会基本秩序和制度建构的价值范导。这些反对的观点涉及了任何一个合法的道德修辞都应具有的合逻辑性、合道德性和普遍适用性,而事实上,社会正义是符合这些要求的,从而是一个恰当的道德修辞。

马克思社会正义论探要

马克思吸纳古希腊城邦正义的营养:吸收"和谐即正义"观念、借鉴善和幸福的目的论、汲取美德和法律等规范、借鉴城邦正义内容的建构,同时批判其对个体自由等的压制;而后批判、揭示现代个体正义(权利)之本质,披露现代个体正义引发的诸多恶果,并且通过阐释"自由个性"吸收现代个体正义营养;最后吸纳、扬弃古代和现代正义的资源,结合其自身的独特性,整合、构筑其囊括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狭义)社会正义、文化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广义社会正义论,它强调个体、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福斯特社会正义论与公民正义思想教育

公平正义始终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公民是传承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群众基础。分析公民正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探索加强公民正义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福斯特社会正义论涵盖制度正义、生态正义和国际正义多方面的价值维度,这些正义思想对加强公民正义思想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社会正义论的生发--基于社会主义学说内部的探析

马克思吸纳空想社会主义的正义资源,抛弃其非科学的理论基础,批判庸俗社会主义的正义观点,吸收其合理因素,奠定其社会正义论的科学理论基础。马克思通过阐释社会正义的系列中介,厘清社会正义的目标,确立社会正义的核心,构建囊括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狭义)社会正义、文化正义和生态正义的整体、广义社会正义论。同时,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的超越。

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探析

在广义社会正义论的视野下,习近平社会正义论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广义社会正义论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体正义智慧,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资源,契合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宏观实践根基及其自身特定的微观实践根基,拥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远的理论渊源。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关联如下:经济正义为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正义是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的方向和保障;狭义社会正义是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的表征和归宿;文化正义是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的内化和灵魂;生态正义是习近平广义社会正义论的外延和条件。

戴维·佩珀关于生态危机的社会正义论探究

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正义观,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矛盾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造成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和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对劳动的剥削使它内在地倾向于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是通过“弱”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构建和“红绿联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也就是戴维·佩珀指出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戴维·佩珀关于生态危机的社会正义论同时又有局限性,其过分强调生态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实现目的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路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

一个理想的文明形态代表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期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这一文明形态必将首先以一个高度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表征。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向度加以叙述,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旧文明形态非正义的超越中,构成了对上述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这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形塑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未来发展前景,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语境。

社会正义视角下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邹城市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下,满足人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需求、维护公共资源的正义分配成为关注焦点。研究以山东省邹城市为例,从空间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三个维度构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公园绿地布局评价体系,在社会正义性、空间可达性、建设经济性原则下,运用NSGA-Ⅱ算法筛选出满足目标解集的公园体系规划最优布局,为城市绿地多目标规划决策和公园城市建设提供思路与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党建公共空间

在中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在组织空间、下沉空间、参与空间、整合空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党建公共空间作为协调各种空间矛盾的枢纽空间应运而生。通过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3个层次对福建省厦门市6个党群服务中心展开案例分析,得出组织引领贯穿空间生产、均等服务保障空间分配、多元协商助力空间行动、系统谋划规范空间布局的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正义、分配正义、交往正义、规划正义的理论建构。

《上帝之城》中“社会正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解读《上帝之城》中教诲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只是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的,“教诲”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上帝之城》被广泛认为是中世纪政治理论的起源。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分析发现:关于社会正义、财富的分配,奥古斯丁通过该作品对于世人的教诲至今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巨大。

以审计正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探赜

审计正义是正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审计正义的价值内核为社会公平正义。审计正义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分配的伦理视角,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逻辑上,审计正义与社会公平正义互促共进,这从两者的实践追求一致、伦理内核统一上可以看到。新时代,应构建“一体两翼”的审计正义大格局,以此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为审计伦理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这对深化公平正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地方人大监督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刑法“第二十条”是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新春伊始,电影《第二十条》的热映,使“正当防卫”“见义勇为”成为热词。无论是从电影的视角,还是从实践的视角,刑法“第二十条”的实施和落实,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担当作为,关键还在于有效监督,特别是人大监督。维护刑法“第二十条”,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大监督责无旁贷。地方人大应加强刑法实施情况的监督,对刑法“第二十条”落实情况予以密切关注,寓支持于监督之中,进一步深入地推动刑法全面贯彻落实,有力地推动刑法“第二十条”落实到位,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实现道德目标的哲学考察

本论文探讨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并对实现道德目标提出哲学考察。首先,对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深入理解其内涵和特点。其次,比较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如自然权利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由主义,以及对应的社会正义原则。接着,剖析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在实际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挑战,涉及福利分配、机会平等和社会包容等方面。最后,提出了应对挑战的可能途径和方法,强调综合运用不同的哲学观点,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和道德价值,以促进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和谐发展。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与社会公平正义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行业特征、区域差异和制度因素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种技术变革,而且是一种社会变革,它可以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指引新的路径,提供新的动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居民社会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

从理性主义到社会批判:当代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建构

城市规划是国家对空间资源的生产与分配进行调控,干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城市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理论建构的演进过程对于把握城市规划的本质至为重要。从理性主义的工具论,到寻求城市正义的本体论,当代西方城市规划已经从实现城市功能主义空间美学的技术工具,嬗变为追求城市权利与公正的社会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承担的社会批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国家的进步,促使国家对城市规划传统中机械的现代主义进行改良,使规划更“软”、更贴近社会现实,并“重划”空间结构,重置空间资源,推动城市区域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为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满足城市居民对空间正义的要求,作为当代西方国家批判理论的前沿,城市规划从“空间批判”的视角,不断为国家描绘出包容性与公平发展的新蓝图。

全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建设力至臻至善至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社会公平正义绩效评价——以深圳基层图书馆为例

以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模型为基础,利用基尼系数、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及回归模型等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模型。以城市社区为基本单元,构建“地域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三层级的测度模型,并以深圳基层图书馆分布为例,据此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深圳基层图书馆的地域公平绩效及社会正义绩效评价较高,但社会公平绩效评价较低。总体而言,深圳市基层图书馆分布基本满足了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需求,但在人口密度较高、城市建设发展较早的区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