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为何将洛克视为理论对手?——重思《爱弥儿》写作的社会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对洛克的《教育漫话》提出诸多批评。在卢梭眼里,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试图培养的绅士本质上是一个追逐私人利益、实现自我保存的布尔乔亚。为此,卢梭不得不将洛克视为理论对手,并撰写《爱弥儿》来回应如何才能培养出真正有道德的人。深入分析卢梭与洛克之间出现思想分歧的原因,需要重新思考卢梭当时写作《爱弥儿》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以及相应的问题意识。就社会背景而言,卢梭撰写《爱弥儿》是因为他觉察到18世纪法国社会民情和道德风尚的整体败坏及其布尔乔亚根源;就问题意识而言,《爱弥儿》作为卢梭心目中的人性拯救方案,旨在应对现代人的布尔乔亚化,以及发现和培养可以组建道德社会的道德人。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中国式ADR的社会文化透视

我国社会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浓厚,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弱化了法律制度。法治精神排斥人情,但不反对民情。民主重在参与,权威来自内心。乡土中国并不是不需要法律,而是需要真正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透视我国ADR,可以从理念和制度层面强化社会解纷能力,营造现实与传统、都市与乡土相融洽的法治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场域中探寻国家治理优化的中国逻辑

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我们需要迎接市场、寻求社会自治和转向多元治理,但也需要警惕“市场神话”、监督市场;警惕“公民社会神话”、更重要是培养社会民生民情;警惕“治理神话”、在多元治理的基础上走向“协同治理”和“整体治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国家在场”和“国家引导”的必要性。当然,在对国家赋权增能、加大基础性权力的同时,也需要监督和防范国家的专断性权力,提升国家自我反思平衡能力,追问到底需要何种国家自主性。一方面通过外在制度监督和国家的制度化治理活动来规约国家;另一方面通过价值引领,构建“精神共同体”来提升国家的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