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在园参与度与学龄前儿童问题行为及亲社会水平之间的关系

随着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协作教育逐渐被认为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在学前教育阶段,家长与幼儿园的协作教育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已有的文献中较少关注家长在园参与度与其子女身心发展的关系,缺乏对其的实证探索。本研究以芜湖市225对家长—学龄前儿童二元体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家长在园参与度对其子女情绪行为的影响。家长汇报了人口学变量、父母参与问卷以及长处与困难问卷。二元逻辑回归用于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在园参与度低的父母,家长在园参与度越高,其子女的行为问题越少,亲社会水平越高。研究者、园所、教师应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措施,以增强父母在园参与度,提升子女亲社会水平和减少问题行为。

学校的社会水平与改进模型——大同中学学校特色项目建设研究

Zaltman等根据时间和社会水平两个维度划分出六种类型的改变。个体的短期改变﹑个体的长期改变﹑群体的短期改变﹑群体的长期改变﹑社会的短期改变﹑社会的长期改变。本文通过使用该模型维度分析学校改进,以学校特色为切入点,对大同中学诗之校特色进行了研究,提出学校改进的一些本土经验,成长与发展的建议。

合肥九溪江南幼儿园:实施优质品牌战略 提高服务社会水平

合肥九溪江南幼儿园是安徽省合肥市一类民办幼儿园。自2007年创办以来,幼儿园始终坚持＂塑造品牌、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以建章立制、科学管理为重点,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切实提高保教质量,促进幼儿教育健康发展,赢得了广大家长的认可和社会各界的好评。科学管理是幼儿园品牌塑造的基础。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与“路”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社会劳动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突出了创新的主导作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性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包含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结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共同富裕”的分配关系。“两个毫不动摇”既确保了新型生产要素的开发与人民的需要一致性,又优化了产业结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确保了新型生产要素的配置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方式,激发了科技创新与新型生产要素的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的统一,整合了国家、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开辟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

乌鲁木齐市社区失能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市社区失能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2021年12-2022年4月,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新市区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共500名,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入户调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乌鲁木齐市社区失能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失能老人中社会支持平均分为(31.00±7.94)分,年龄(60~69岁:β=0.247,70~<79岁:β=0.150)、子女数量(2个:β=0.263,3个:β=0.230,4个及以上:β=0.294)、慢性病数量(1种:β=-0.557,2种及以上:β=-0.327)、重度失能等级(Ⅱ级:β=-0.188,Ⅲ级:β=-0.244)是影响乌鲁木齐市社区失能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乌鲁木齐社区失能老年人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应从社会-社区-家庭多方面提高失能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以提高生命质量及身心健康。

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评估与分析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基于山东省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了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评估体系。结果表明,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整体水平逐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其中,农业生产服务发展速度最快,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从科技服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家庭背景、社会化发展水平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创业意愿是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家庭背景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重要客观因素。然而,在控制了家庭背景之后,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主观因素仍有待深入探究。基于魏德曼本科生社会化理论,本研究提出社会化发展水平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假设,并以省域高校大学生发展调查的大样本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毕业规划学生群体的社会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选择自主创业的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群体;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家庭因素中各维度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提升社会化发展水平是促进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有效补偿机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应发挥院校影响力,提出相应的教育策略,推动以促进大学生社会化发展为目标的创新创业教育变革。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重追问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厚植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余年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其“更高起点”高在全球治理格局调整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空方位”、坚持党的领导的“阶级方位”、秉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价值方位”,“更高层次”高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公平竞争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绿色发展相统一、立足内需与扩大开放相统一、政府治理与多元治理相统一、法治规范与道德约束相统一的辩证智慧,“更高目标”高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体目标和“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具体目标的有机结合。

数字经济、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经济韧性

数字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推动器,对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期间的全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水平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中存在抑制效应,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东中西区位上和不同商业发展程度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

面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金融政策协同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增强财税金融政策的协同水平,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在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上的具体体现,也内生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要求。精准支持实体经济、持续优化多方结构、统筹监管各类风险,既是衡量财税金融政策协同效率、协同能力和协同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进一步提升政策协同水平的关键策略。未来,应基于风险防范责任前置、政策主导角色后置、疏通经济循环阻滞、完善综合评价机制的推进原则,实现财税金融政策更高水平的协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经济环境和宏观治理保障。

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利用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等方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全国和四大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可持续性和适度性是制约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关键;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其来源及贡献率依次是区域间、区域内和超变密度贡献率;全国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多个中心和多极化现象,东部地区不存在极化现象,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少数年份存在多极化现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但在加入地理空间因素后,会打破原有的稳定性。

非急性期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调查及对康复预后的影响

目的了解非急性期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社会支持水平及对出院后3个月的预后情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入住广东省某三甲医院的非急性期脑卒中失语症患者59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波士顿诊断性失语症检查量表、社会支持量表、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改良Rankin评分量表进行调查,分析患者出院后3个月社会支持水平与预后的关系。结果59例患者平均社会支持量表得分(30.31±2.64)分。职业情况和失语等级为非急性期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社会支持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调整R^(2)=0.394,P<0.001);非急性期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社会支持水平与其3个月后生活质量及预后情况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有利于改善非急性期脑卒中失语症患者3个月的生活质量及预后。

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社会参与水平与复发恐惧及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究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社会参与水平与复发恐惧及健康素养的相关性。方法随机选取2019年1月-2022年1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接受治疗的老年前列腺癌患者236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参与和自主性测评问卷(Impact on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Questionnaire,IPA)、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量表(Health Literacy Management Scale,HeLMS)进行调查。结果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的IPA评分为(47.09±5.08)分,FoP-Q-SF量表评分为(38.34±5.10)分,HeLMS量表评分为(72.72±6.14)分,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的IPA评分与FoP-Q-SF量表评分呈正相关,与HeLMS量表评分呈负相关(P<0.05)。结论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社会参与水平与复发恐惧及健康素养存在相关性,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的社会参与水平,为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从而缓解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的复发恐惧感以及提高其健康素养水平。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与核心制度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统领,从高水平市场主体、高效率政府、高标准市场体系、高质量营商环境和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机统一视角,确立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与核心制度。高水平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高效率政府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护航者”,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质量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得以壮大的制度土壤,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有效管理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安全发展的基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在以上方面精准发力,而且要增强制度建设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协调性,让各项制度互促互进,产生联动融合之势,以强大制度合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持续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增长潜能测算——基于体制扭曲差值内生的核算和仿真

对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用索洛模型等现代经济学主流分析方法进行来源的历史解释和潜能的未来展望,存在着模型本身假设场景与中国经济体制不符的局限。特别是如果以索洛模型计算,中国未来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2.5%。而1978—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24%的高增长率,潜能来源改革开放使TFP增长率由负转正、市场化改革使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使其交易获得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而土地有偿出让所发生的土地价格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则直接以生产法核算进入了GDP。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体制,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值,如何将这种差值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应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将经济增长潜能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据此,本文的分析思路是:一方面,差值乘以资源是生产、财富、收入和需求的损失,而损失除以标准值则是生产要素、财富资源、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的闲置、浪费和收缩等;另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为体制扭曲性剩余,改革逐步使体制扭曲值向市场标准值接近。在实际操作中,将差值(y-x)内生化入生产和需求的增长函数,仿真了中国2023—2037年的经济增长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供给侧推进要素市场化、土地和房屋资产化改革、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开发新增可利用土地;需求侧改革人口迁移、土地交易分配和住宅供给渠道体制,对外开放方面保持创新交流、稳定出口并继续引进外资,未来15年中位水平可获得GDP年均5.66%的增长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却未得到足够重视,享乐主义等负面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亟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理想信念。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正能量、正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四个全面”布局,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造有为政府;“守诚信、崇正义”的思想有助于建立有效市场,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上述结论,建议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统筹处理“守”与“变”和“中”与“外”两组关系,抓好中小企业人员、基层官员、青年学生等三个“重点群体”,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基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发展与体制的关系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被要求实现新的契合。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实现这“五大理念”,必须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其内含的新型举国体制支持创新、推动协调、助力绿色、助推开放、促成共享功能,使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围手术期个体化分阶段心理干预对喉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及生命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个体化分阶段心理干预对喉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及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月某院收治的105例喉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根据入院先后将其分为对照组(n=53,常规心理干预)和观察组(n=52,个体化分阶段心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吞咽功能、负性情绪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心理社会适应量表(PAIS-SR)]、生命质量[头颈部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量量表(QLICP-HN)]及满意度。结果:干预前,两组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分级情况优于对照组(Z=2.652,P<0.05);干预前,两组负性情绪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SAS、SAD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SAS、SAD评分均低于对照组(t=6.248,4.261;P<0.05);干预前,两组PAIS-SR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差异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心理状况、社会环境、交流情况、工作能力、卫生保健、性能力、家庭关系及PAIS-SR量表总分均降低(P<0.05),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t=6.171,9.453,6.862,4.275,6.119,4.078,8.792,17.978;P<0.05);干预前,两组QLICP-HN量表各维度评分差异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社会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共性症状及不良反应评分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t=3.446,4.743,3.296,4.961;P<0.05);两组满意度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Z=2.837,P<0.05)。结论:对围术期喉癌患者实施个体化分阶段心理干预可取得较好的效果,有助于提升患者吞咽功能,降低负性情绪,提高心理适应社会水平和生命质量,提高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社会参与水平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社会参与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江苏省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2年5月进行随访的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192例,调查患者社会参与水平,收集患者临床资料、Barthel指数量表(BI)、脑卒中患者病耻感量表(SSS)、抑郁自评量表(SD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分,应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社会参与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观察患者社会参与水平与BI、SSS、SDS、SSRS评分的关系。结果 本组192例患者自主参与问卷(IPA)评分平均(51.24±8.36)分,BI评分平均(47.68±4.57)分,SSS评分平均(46.69±5.34)分,SDS评分平均(50.86±7.25)分,SSRS评分平均(34.26±5.48)分;不同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合并慢性病数量患者IPA评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IPA评分与BI评分、SSRS评分呈负相关,与SSS评分、SDS评分呈正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BI、SSS、SDS、SSRS评分均为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社会参与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脑卒中后半失能患者社会参与水平较低,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生活自理能力、病耻感、抑郁、社会支持情况均为患者社会参与水平的影响因素,可据此制订干预对策,改善患者社会参与水平。

福州都市圈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韧性的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性

[目的]分析福州都市圈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韧性的协调状态及其发展趋势,为该都市圈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调控建议与理论参考。[方法]以福州都市圈27个县域城市为例,构建基于韧性“抵抗—恢复—适应”特征的三维生态环境韧性评价模型,建立普适性的社会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剪刀差计算以及重心迁移模型,综合分析福州都市圈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韧性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时空演化趋势,并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1)福州都市圈的社会经济水平均值由0.181 2上升至0.320 8,高值区在空间上呈现以福州市辖区为核心的“一核三中心”分布特征。(2)都市圈的生态环境韧性均值由0.429 4下降至0.349 4;韧性及其子系统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正自相关性,其中韧性高值区主要集聚于“延平—古田”等内陆山区,而低值区分布于“马尾—湄洲岛”沿海一带,并在福州市辖区及其周围形成了韧性“洼地”。(3)福州都市圈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从0.51稳步提升至0.56,县域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韧性的发展速度趋于平衡,剪刀差角度普遍减小;协调发展重心向都市圈中部地区移动,进入同步发展类型的县域数量大幅提升;影响都市圈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抗风险指数、人均GDP以及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结论]福州都市圈的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韧性在时空上呈现“错位”发展趋势,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