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治理参与度关联性研究

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民主政体的重要体现,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文以我国农村地区为例,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探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其社会治理参与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的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度。各地区的经济资本均对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社会治理参与度越高,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的影响越大。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本均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产生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的差异性较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也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具有正向影响。

获得感对居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居民参与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CSS2021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获得感对居民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均对居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经济获得感对居民社会治理参与的解释力更强。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提升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民生绩效,通过居民获得感的增强,提升居民的社会治理参与。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理论框架和评估模型

绩效评估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治理工具,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关系到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社会组织的"参与"嵌入在"威权体制"与"民生政治"的宏观结构中,合法性与有效性是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理论考量。基于"合法性—有效性"理论框架,根据实践演进,从制度支持、社会支持、参与能力和参与效能四个维度,研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水平的绩效评估模型。绩效评估可以提升党和政府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资源配置的精准度,优化参与政策及其执行结果。

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路径选择——基于发生学方法视角的分析

我国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基本体现了"法治→党治→自治→善治→机制"的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过程是复杂和艰辛的,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要素交织其间,纵横碰撞激发而成的。要在新一轮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发展中减少失误和损失,应积极借鉴和吸收发生学方法中的"构建—发生"理论,既鼓励外部推动、又培养内部自发,在内外兼修的路径选择下,实现社团参与社会治理体制的"软着陆"和可持续发展。

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六个村的实地调研

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构建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与转型,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以农村社会治理为主线,对四川省六个不同圈层县区的村和农户展开实地调研,运用描述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对社会治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展开了定量分析,切实研判农村社会治理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具有明显地区差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财富资本均对社会治理参与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为相关部门制定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政策及建议,为四川省社会治理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

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限为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产生既取决于“有为的政府”“自主的大学”以及“参与的社会”共同作用下所创设的能动空间,也取决于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权力重新配置所创设的运行空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参与广度、程度和频度等三个维度。社会主体在治理结构统领下既有积极的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限制、政府的限定以及大学自身接纳的限度。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及何以限为的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体能在多大范围、多强程度上参与大学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中山市创新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

2011年以来,广东中山市坚持“包容增长、共建共享”的理念,突破城乡与城市双重二元结构,将参与式治理的精髓融入社会治理实践,以社会治理和市民需求为导向,以推进社会包容性发展、提升全民改革发展的获得感为目标,深入开展全民修身、全民创文、全民治安、全民创业、全民禁毒。

以参与式社会治理化解基层治理难点——以山东诸城市“参与式”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群众诉求日益多样,在此背景下,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好群众参与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在实践过程中,群众不愿参与、不能参与、参与层次低等现状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治理困境。问题倒逼改革,必须切实突出群众"主体"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参与式"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引导、支持、激励群众主动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关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理路

理念于行动的先导性意义,意味着理念创新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过程中居于前提性位置。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互构共生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敞开了治理视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公共性诉求中拾获了理念交汇点,并催促着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生成和孵化。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的现实着力点应从积极的社会治理参与出发,明确责任田、找准切入点、黏合关系网,以理念创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创新。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理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全新视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不断触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联动效应。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设置针对性的重要契机;以网络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最大增量;以社会治理参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切入点,才能更好地反映和诠释新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进而在内容结构创新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结构转型与价值证成。

科技应用对不同社会群体感知的影响及意义

社会行动主体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将通过提升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社会认同两方面影响社会群体感知。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与Oprobit排序模型实证研究科技应用对社会群体感知的影响,研究表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与其社会群体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的一致性,科技应用会对公众的社会群体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效用。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应用对社会群体感知的影响在城乡间已呈趋近态势;相较于女性,科技应用对男性社会群体感知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且科技应用对31~55岁年龄段群体的社会群体感知作用强于其他年龄段群体。

论新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向前一步》等的创新启示

在社会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媒体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社会功能,通过参与社会治理、凝聚社会共识、搭建沟通桥梁推进社会治理的共商共议共治,成为摆在主流媒体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解读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推出的全国首档市民与公共领域对话节目《向前一步》创作理念的基础上,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重视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责使命

以短视频为主的新媒体时代给主流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要实现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与创新发展,除了要坚持媒介融合之外,更要逐步探索治理融合,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现代化建设。

文化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

PPP协议中公共工程合作方经营权与公民公共服务选择权的冲突及其协调研究——基于PPP协议排他性条款的分析

随着PPP模式的广泛适用,PPP协议中排他性条款所保障的公共工程合作方的经营权与公民公共服务选择权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尽管排他性条款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公民的选择权也同样意义重大。冲突协调的关键在于:充分保障公民的事前选择权即公民参与权,并保留事后的相对性选择权。同时,在优先权约定、利益补偿及诉权等方面保障公共工程合作方的合法权益,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

应用型本科高校融入城市社区基层党建的路径探索

融入城市社区基层党建业务是高校服务社会的现实要求,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注重实践、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特点,将此类高校作为参与基层治理、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山东省内五所应用型本科高校抽样调研,通过系统梳理当前高校融入城市社区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与机理剖析,从社会需求、校地资源、队伍培养、体系构建等四方面开展分析并创新理念,提出了“四联三融”机制的探索路径,努力构建充分发挥校地资源优势的基层党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