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构建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照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总目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使之进入"新常态"。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社会治理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通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识,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坚持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等方面的时代价值,从而为我国构建社会治理新常态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资源。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诱发了农民在绝对和相对经济利益方面发生了改变,加之现代意义上的市场逻辑在农村社会的推动,传统统治需求的乡土逻辑逐渐衰落,农村社会问题逐渐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并且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的趋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在农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社会管理向农村社会治理的过渡,系统的、依法的、源头的、综合的社会治理新常态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依据农地从"两权"向"三权"的制度改革中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的需求,提出了农地权利在改革之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总而言之,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标示性的价值。

当代中国构建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几点思考——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概念,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法律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约束机制。依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审视当代中国构建社会治理新常态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必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夯实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提高法治化水平,为国家、社会、市场良性互动提供有力保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共治机制。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

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力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中对政府角色经典演绎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治理新常态下所呈现出的诸多特征,进而提出地方政府角色历时性变革的时代命题。详细阐述地方政府在依法治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集体行动网络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战略举措中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的理性逻辑。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存量改革、完善制度安排和加快社会培育等方面寻求角色转型的现实路径,以建立更具现代化的地方政府。

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主体,对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下,管理制度、资源结构、参与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使之难以获得独立性。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缺陷、自我治理能力欠缺导致其自治机制运行不畅。独立性与自治性的二元困境要求我们要以法治化与自治化为基本路径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法治与自治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二元逻辑互动的结果。两者并立共存,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二维特征。要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要统合法治与自治方式,共同推进政府改革与社会建设,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

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好乡村建设为例

在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可作为协调者、沟通者、设计者,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理性动员力量。在乡村治理新常态下,培育与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构建农村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搭建农村社区共享基金平台,组建农村社会组织孵化园,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构筑积极和谐的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促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及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在加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同时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社会治理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通过进一步挖掘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在坚持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等方面的时代价值,从而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