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以诉源治理为视角

诉源治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耦合关系。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基础路径及具体表征。检察机关基于政治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应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承担重要职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定位,延伸检察触角,致力于通过推进检察建议、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强化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以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新需求。然而,实践中还存在检察建议制度约束力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起诉率低、检调对接制度功能发挥差等问题。在诉源治理的宏观背景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高检察建议质量来优化检察建议的源头疏导功能;通过强化不起诉权的适用和充分保障辩护权来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前分流功能;通过细化程序与加强合作来增强检调对接的诉中止纷功能,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论推进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依托市域社会的禀赋结构及其利益、价值与治理的现代化目标价值取向,通过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治理资源,并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企业规章等治理规范,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整体性实施过程。作为社会治理在市域层面的展开,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市域社会治理“四化”的过程,其包含“四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机理。基于后果主义理论,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须在“四化”四重逻辑框架下深入推进。其中,主体的社会化是基础,应提高社会主体参与质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的法治化是保障,应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手段的智能化是支撑,应擅于利用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路径的专业化是抓手,应通过分权动态联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

提升江苏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研究

近年来,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系统谋划、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江苏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但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仍存在短板。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高质量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探索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加快基层干部职业化步伐,切实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工组织协同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组织(简称“社工组织”)发挥着协同共治的重要功能。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看,它是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纽带,是整合社会资源的平台,是实现助人自助、促进社会参与的有效助推。然而,在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中,社工组织常常面临着资源配置、组织发展、角色定位、联动能力等多方面不可忽视的困境。因此,在社工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中,需要拓展筹资渠道、提升专业能力、营造社工服务品牌、加强社工身份认同、扩大公众认知和社会参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以有效增进“协同共治”。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柔性模式与实现路径——以福建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柔性模式体现了政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是政府执政理念升华的重要标志,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沟通方式的平行化、执行机制的自愿化;意味着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事务的合作共治;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在优化。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柔性模式要以为人民谋幸福的核心价值观为逻辑起点;通过倡导治理主体进行平等互动与民主协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优化整合并灵活运用治理工具和构建多层次政策学习联动机制,来提升社会治理综合效能为发展动力;以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

江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立法探索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特别是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江苏必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社会治理范畴实现了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更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山西实践与推进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近年来,山西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工作中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和做法,但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基层治理能力、法治保障水平以及数字赋能水平仍有待提升。为此,需要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完善市域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等方面着手,探寻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青年谈

主持人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场正在深刻改变并将持续改变中国社会治理格局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关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问题,更是一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得到充分实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成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研究积累了丰富且生动的经验资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研究应当适应时代变化,回应时代诉求,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鲜明的社会学理论视野和学科注脚。我们组织了主题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青年谈,以期为社会治理研究的同行们抛砖引玉。袁迎春在梳理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机制的内涵及其演进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聚合治理机制的内涵和特征,并结合实地调研归纳这一治理机制所面临的困难,进而作出反思。杜伟泉基于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当前公众参与数字化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进而提出优化路径。林诚彦通过呈现一个真实的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协同治理的行动研究案例,说明协同治理理念是如何被应用在未成年人心理危机治理工作中,获得怎样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式公共服务框架下协同治理具备怎样的模式特征和实践特色。杜沙沙重点论述了情感治理的历史渊源、独特优势、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将情感治理作为预防和处理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治理机制。朱慧劼从农村养老服务供需错配的深层逻辑出发,重点论述了整体性治理的深刻内涵,进而提出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五篇文章结合理论视角、经验分析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我们期望这些讨论既能呈现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能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来自青年学人的学术智慧。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需要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长期的治理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新道路。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公民、社会、政府各美其美、良性互动的中国之治的美好图景。然而,受制于新的社会矛盾、治理风险的增大等直接和潜在因素影响,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亟需进一步加快制度化、体系化建构。为此,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机制、变革治理方式等打造面向未来、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新道路,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论新时代以社会治理现代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

促进共同富裕是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具备必要的社会支撑,而社会治理现代化则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支撑。这是因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同时社会治理现代化也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社会手段”。这就拓宽和筑牢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有力推动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执行案件前端治理的思考

“执行难”是社会运行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交织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及退出机制、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执行难”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之一,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深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抓前端、治未病,促进切实解决执行难,推动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是答好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治理之问的新时代重大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厘清执源治理的价值目标、基本要求和科学内涵,在司法治理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健全执行案件前端治理工作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矛盾纠纷日趋错杂,这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人口资源不足,农村自治能力较弱,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多元价值观念有碰撞与冲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机制,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并以多种方式引回乡村人才,重塑乡村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振兴乡村文化等路径,能有效规避乡村社会治理的难题并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从而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基础。

多维视角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以安徽省F市为例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理念、空间、主体、机制、制度、能力、方式等要素构建多维分析框架,以安徽省F市为例,采取问卷调查等方法深入研究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发现,当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存在理念认识不够、市域空间布局不协调、治理主体单一、机制尚未完善、制度仍需健全、治理能力不足和方式有待改进等问题。新时代有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强化现代化治理理念、加强市域空间科学规划、完善多元协同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教育培训以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优化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儒家仁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仁学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内核得到了创新发展,绽放出新活力。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发展,以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指引,激发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实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养分。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契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文化支撑和实践路径。合理挖掘儒家仁学思想资源,能够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生机活力。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对策的检察实践研究——以某市基层检察机关近三年办案数据为样本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的现状,其成因纷繁复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问题,未来应当立足社会治理视角,从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出发,更新司法观念,加强协作配合,完善体制机制,更加精准地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通过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实现从治罪到治理的转变,努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疆实践与优化路径

当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是构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新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也是推动基层治理向纵深推进,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动实践。以新疆为例,选取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试点地州市在市域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性做法,总结提炼出当前新疆市域社会治理取得的初步成效。通过分析发现,目前新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还面临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亟须强化、治理体系有待完善、治理能力存在差距的现实困境。最后以问题为导向,提出进一步加快推进新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性建议,以期为提高新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皮山:以“五治”助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喀喇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汉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县,全县总面积3.97万平方公里,辖7镇9乡。

关于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近年来,辽宁省充分领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全面试点,高质量落实,在完善治理体系、优化治理平台、创新治理方式、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助推市域社会治理基础持续夯实、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平安辽宁建设成绩凸显。

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的逻辑缘起、制约因素与创新路径——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推动社区治理进程,有效契合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研究认为,基层社区、基层公安机关及公安机关治理能力锚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的基础治理空间、重要治理主体及关键影响要素。基层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主要存在执法理念规范性不高、执法人才储备不足、执法范围边界模糊、执法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在今后实践推进中,可以从基层公安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性、理念科学性、内容精细化、手段多元化、队伍专业性等方面予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