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探究

在社会法特别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系到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及社会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在社会法纠纷解决时主要适用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与社会权救济存在冲突,影响救济效果。基于社会法纠纷的性质,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原则,通过一般规则、举证责任专属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妥善解决社会法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论社会法的整体本位

我国古代以整体为法律本位,经近代发展后转为现代以个体为法律本位。个体本位法律高扬个体权利,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个体本位法律存在无法应对公共利益危机、社会达尔文效应,也存在无法有效规范整体权利等局限。整体本位社会法肯定社会整体利益的独立性;个体基于整体成员身份共享整体权利,对整体利益享有管理和维护权;整体是独立的有机体,整体对个体负有生存维护义务,个体对整体的存在、发展负有社会义务;如此,整体本位法律与个体本位法律得以实现优势互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社会法保障研究

我国作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高度重视相关行政法建设,而相对忽视了有关社会法的部署。实现“双碳”目标社会法保障的重要意义包括:保障公众在“双碳”领域的社会权利;保障应对气候变化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公众环境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实现。实现“双碳”的社会法理论基础包括维护社会正义、社会和谐与社会秩序等价值。面对“双碳”社会法缺位的现状,我国“双碳”社会法进路包括:通过明确相关立法目的、调整范围、义务主体、监管机制、监督机制等内容,构建“双碳”安全生产法;通过明确相关立法理念、救助类型、待遇标准、救助主体的责任、救助基金制度,以及受救助者的范围、权利与义务等内容,构建“双碳”社会救助法;通过明确相关立法模式、碳保险的内涵与外延、碳保险群、合同形式、与《保险法》等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双碳”保险法;通过明确“双碳”公益组织的内涵与范围、活动机制、监管与监督机制,以及准入、变更、退出规则等内容,构建“双碳”公益组织活动管理法;通过明确相关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宣传教育主体、宣传教育方式、宣传教育内容等,构建“双碳”宣传教育法。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社会法实施机制的构建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和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涉及的就业促进、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建设、社会保险、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问题,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的基础上,立足区域法治、城市法治的现实需求,通过构建区域社会法实施机制来解决。京津冀三地开展的社会法地方性立法、司法和执法领域的区域合作与协同,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地方性立法滞后、司法裁判规则有分歧、执法联动协调不够顺畅等问题,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的需求不适应。为此,应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为重心,统筹区域性劳动标准,完善京津冀和谐劳动关系机制,推进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建设与社会保险区域一体化实施,开展社会法执法联动,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社会法实施机制。

数字时代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社会法进路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劳动者隐私权受到用人单位侵害的风险日益增大。由于当前我国劳动立法缺乏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性规定,致使劳动者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往往只能采取私法路径寻求救济。然而,基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劳动者隐私权的私法保护面临知情同意规则无法发挥作用、侵权行为难以认定、事后救济不充分等局限。社会法具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侧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拥有独特的调整方式等特征,能够克服私法保护路径的局限,为劳动者隐私权提供更加周全的保护。基于此,建议向社会法保护路径进行转变:在立法层面,当前可以通过修改《劳动合同法》,未来还可以通过制定“劳动基准法”、编纂劳动法典,实现对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相关规定的系统性构建;在具体举措上,可通过限制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优化侵权行为认定机制、强化事前预防和事中救济等,最终实现对劳动者隐私权的充分保护。

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界定与构建

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是作为与社会法实体内容相对应的程序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救济则无权利,反过来,有权利就要有救济,有实体法必有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法,否则权利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社会法特别诉讼具有诉讼请求多元化、当事人之间实质不平等、诉讼程序简便高效、倾斜保护的理念等不同于传统诉讼程序的特征,而司法实践依然将传统的诉讼程序应用于处理社会法纠纷,导致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势在必行,应当从基本原则、管辖制度、审判组织、举证责任、诉讼费用制度、审限制度等方面对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进行构建。

数字权力治理中的社会法定位与进路

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权力”的崛起是数字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传统公私法治理在数字社会治理中面临许多挑战。数字权力治理中所呈现的聚焦社会利益、侧重调整不平等关系、多种调整模式共存的特征与社会法的原理和规范相契合。数字权力的社会法治理进路在以和谐信任为价值理念、以利益平衡为基本原则、以协同共治为治理方法下推进,力图充分发挥社会法在社会利益调节、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优势,强化社会法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法优化分配制度的原理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本质要求。这是党的二十大对完善我国分配制度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法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演进路径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契合。通过国家协调、国家保障、社会连带、社会参与等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社会法全方位、多手段地参与调整三次分配关系,在优化分配制度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法治方案。在我国迈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崭新历史阶段,应全面完善我国的社会法法治体系,强化社会法实施,进一步发挥社会法优化分配制度的功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法治保障。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初探

社会法作为寓于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的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第三法域 ,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 ,出现了作为经济领域法律社会化现象的经济法。因而 ,一方面 ,经济法具有广义社会法的基本属性 ;另一方面 ,经济法与狭义社会法之间 ,各自所对应的国家干预在范围、宗旨和手段上都不尽相同 ,但在经济与社会趋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 ,需要完善其功能的配合。

日本的社会法学理论: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考察日本社会法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入手 ,对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社会法学研究作了简要的历史回顾 ,以期借此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侧面对社会法的内涵及其本质有所了解和认识 ,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法学理论研究健康地发展。

法国“社会法”概念的历史缘起和含义

法国“社会法”在历史上的出现和使用,有两种情形。一是乔治古尔维奇所提出的“社会法”,从与国家对立的角度和法律多元主义的视角,提出所有的社会主体都是法律的制定者,社会法是任何一个团体或群体的自治和融入的法律。这种“社会法”观点没有被法律界所接受,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二是由 1938 年创立的《社会法》杂志而发端的、作为对工业化产生的“社会问题”回应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法律规范总称的“社会法”概念。这一概念得到广泛使用,并形成共识。这一“社会法”也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方面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目的上广泛使用。然而,这一“社会法”概念的接受和使用并没有改变法律分类上的公法、私法二分法。纵观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和部分学者关于“社会法”概念的使用,与法国有相当的契合之处。

社会法视域下法教义学的推陈出新

法教义学以推陈出新的面目进入社会法研究领域时,分化出中德不同语境的两种法教义学。德国在新旧并存的法律体制下,“法官法”与概括条款相结合,劳动法教义学出现了新特点,以一种社会介入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冲突的价值在相互的妥协中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保持社会利益的导向。我国改革开放中,社会法是法律秩序新老交替中出现的法律门类,合同法与基准法相结合也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平衡保护涉及内容、主体、程序定位,应当实行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民法特别法与独立社会法,都是治理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现代法律现象。沿着辛茨海默的理论轨迹,法教义学只有脱虚向实,分别置于产生观点的学术语境中,才能使人们理解社会化背景下法教义学的当代意义。

论作为社会法价值理念的关怀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者从女性道德思维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了与正义伦理相对应的关怀伦理。正义伦理强调个人的理性自主,处理问题有普遍化的倾向,关怀伦理则要求考虑情境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责任以及相互关怀。关怀伦理与社会法的价值理念是高度契合的,这体现在社会法的产生逻辑、立法目的、法律原则、调整方法等诸方面,也体现于传统私法规范的社会法化现象中。以关怀伦理为指引,社会法的调整对象将持续地去标准化,这也为社会法的法典化带来诸多挑战,社会法上的争议解决将社会工作化。正如社会法对传统公私二元法律体系产生的冲击一样,关怀伦理的法学应用也将改变法治的未来面貌。

社会法的存在与社会法理论探索

我国社会法立法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头 ,社会法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社会法的生成有其相应的人文和社会背景 ,有其生成的法制环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关注民生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逐渐成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法 ,也称社会安全法 ,是维护社会安全、良性运行的法律。保障个体的生存空间 ,才能维系社会整体的良性存在 ,社会才能安全 ;民生得以改善 ,政治才能健康。可以预见 ,社会法会越来越受到各方 ,尤其是法学界的关注。社会法理念也会逐渐得到宏扬。

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使用之确定化设想

我国学者近十年来在法学体系研究中 ,所使用的“社会法”语词可以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我国法律体系中也使用了中义社会法的概念。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存在着辩证关系。为了在社会法研究中解除困惑、方便使用 ,建议将这些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

我国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法基础理论研究鉴于其背景和基础,在纯学科研究与回应现实研究、形而上研究与形而中研究、社会法界定研究与社会法运行研究的研究路径选择中,应当更重视回应现实研究、形而中研究和社会法运行研究。

“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兼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商榷

随着官方社会法定义被解读为"中义社会法",一些社会法研究者开始据此对"广义社会法"理论展开持续而激烈的批评。在官方社会法定义公布十年之际,主张"广义社会法"的学者首次进行了回应。通过分析表面分歧与实质分歧,可以发现在社会法范围上采用广义的定义,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并无真正的分歧,两者的实质分歧在于我国当前应当是强化社会自治空间,还是国家管制。社会法内部的社会分层,也显得日益重要。同一层次法律规范方式加强了借鉴和交流。社会问题的复杂,决定了利益分层机制的重要性。

略论社会法生态化

如果要彻底贯彻党和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 ,我国法学界与法律界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 ,整体反思我国的法治进程。本刊以“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经济法制的创新”为题 ,约请几位青年学者 ,从各自专业领域畅谈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创新 ,旨在抛砖引玉 ,以期引起法学界对“科学发展观”

医患关系——一种新型的社会法律关系

近些年来 ,医患关系已成为医疗卫生战线广泛关注的问题。 2 0 0 2年 10月 18日至 19日 ,在上海举行了上海市第九届医学伦理学年会暨中美医患关系研讨会。本刊除在前面发表了中美几位学者在会议上所作的专题报告外 ,同时征得作者的同意 ,刊载以下 5篇发言 ,供大家研究与思考。

论社会法的界定

社会法是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提出的与公法、私法并列的第三法域。在中国,作为一个新兴法学领域,社会法特别是其基本理论问题有很大的争议。通过多角度、广范围的研究,特别是对其研究意义的讨论、现实意义的估价、以及社会中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的具体分析,能够进一步明确社会法和社会法学的基本问题和方法,以便大家对于社会法学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朱海波认为,在学科建设上,应当将社会法定位为与公法、私法并列的第三法域;在理论研究上,目前可以策略性地运用多角度界定的路径,从而分层次、分阶段地促进社会法理论的逐步完善。刘建成认为,可以从社会法学作为反映时代主题的主题性法学、社会法学对多元差异性主体的终极关怀以及作为法哲学、实定法与社会学的交汇点所具有的价值三个角度来揭示社会法学研究的意义,从而为当下的社会法学研究提供一个深层的理性视角。刘伟认为,作为弱势群体的行乞者的问题值得关注,行乞者也必须被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来对待,从而进一步解决对人的尊重和社会进步的矛盾,即正义和效率的矛盾。龚晓洁、杜以芬认为,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探讨社会法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大量弱势群体的存在构成了阻碍社会公正实现的障碍,有鉴于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实现社会公正的缺陷,所以需要社会法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