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成熟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工会的转型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劳资问题日益尖锐。但是,在国家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工会转型始终面临困境。为此,我们另辟蹊径,从工人运动的内部入手,分析中国工会转型的条件。我们认为,如果社会法团主义能够成行,它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工人所具有的成熟权利意识和理性算计能力。当这些前提还不存在的时候,工会应当担任工人辩护士和启蒙者的角色。同时,本文还认为,工人启蒙,应当取功能"合作论"而不是"冲突论"。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

在过去 2 0多年间 ,大量新型社团涌现 ,众多官办社团也开始培育其自主性。在教育与学术、工商管理、文化娱乐和专业人士领域 ,社团的发展更加迅速。社团空间的监管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 ,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 ,同时在社团的唯一性、代表性、垄断性等方面 ,施加严格限制。推进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在于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 ,代之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国家发挥能促性角色 ,走向社会法团主义 ,推进民间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中发展 ,反过来可以有效增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从法团主义视角解读我国政府与NGO的关系

近些年法团主义频繁地被用来分析社会问题,其特别重视协调与调整的问题,即如何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我国政府与NGO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透过法团主义理论分析,要推进我国NGO的健康发展,改善政府与NGO的关系,需要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博弈的现象,发挥政府能促性作用,使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由国家法团主义迈向社会法团主义。

论澳门行政文化中的社团基因

澳门的社团发展贯穿于澳门的整个发展史,在澳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巨大,其功能与作用甚至已超出传统非赢利组织与第三部门范畴内的一般社团功能,兼有部分政府职能。从历史来看,澳门行政文化中天生具有社团的基因。除表现出一种文化气质之外,这种社团基因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自治、表达和参与三种方式。尽管澳门社团在广泛参与行政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澳门行政文化仍然面临着身份、认同、整合等方面的挑战与困境。澳门社团在与政府的合作中要达到最佳效果和状态,双方就应从合作方式转变为治理方式。明确政府与社团的职能和责任,才能更好地发挥澳门社团的行政参与职能。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法团主义视域中的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

目前关于法团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新旧法团主义的争论以及法团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展开。法团主义的内涵介于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在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析中,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即何者为优先一直是分析两者关系的一个核心命题。而法团主义的意义在于突破两者何为优先的思考,并试图将两者作为一种整合的价值加以分析。根据其运行的主体来划分,法团主义分为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典型国家中,政党几乎完全主导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在社会法团主义的框架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地位则较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