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地方立法创新

地方立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在地方事务管理中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地方立法创新的方式和内容应作相应的调整,先行性立法的创新空间受到挤压,实施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的创新大有可为。地方立法创新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生长点,地方立法应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突出内容创新。

论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法律体系之构建

城乡一体化既是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全民化的普遍趋势,也是松动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就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而言,剩余模式与机制模式的选择、立法模式的确立决定着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基调、走向以及架构的立法技术。我国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法律体系的构建可以从宏观规划与现实选择两个层面展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基本形成。该法律体系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中国国情为依据,该法律体系在形式、结构、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

今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不妨归结为技术重构，即立法技术、解释技术、行政技术以及法庭技术的实实在在的改良。我们固然不能离开体制或权力结构以及社会价值来片面地奢谈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但却还是应该适当地将两者分而治之。即使在那些没有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就无法进展的地方，有关操作手段上的成熟度也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结局、决定胜负。正是技术和手段可以把法律体系从内在矛盾的困境里解救出来并加以改进，与此相应地推动实用的法解释学发展便是大势所趋。显而易见，中国正在迎来一个“解释者的时代”。

论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当代定位——从反思刑法保障法到倡导刑法事先法

我国刑法的法律体系定位经历了由阶级性质到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并存,目前将刑法定位为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引介自大陆法系理论,我国因袭刑法谦抑性的证成路径,但谦抑性不是保障性,而是刑罚权自身的克制性。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定位还与超立法原理与刑事立法的区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分离、刑法与刑法规范的界分、刑罚的契约性、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野、空白罪状属性等不合。应导入实质的罪刑法定,借助语义到正义的视角转换,以犯罪概念的"立法定性+立法定量"模式为视角,倡导刑法的事先性概念。

从历史轨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已基本形成。追溯其形成轨迹,从形成动力和形成特征两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它为考量该法律体系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新标准,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程度"。但对这一主线的作用不能任意夸大,需做进一步的审视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奠基、初建框架、停滞、快速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重要的奠基石,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创新、应用指引着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党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理论创新的指引下,新中国法律体系才能更加巩固和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及其相关法——以基本权利的立法完善为视角

我国宪法与基本法律之间的效力关系使得现行宪法制度的正当性只能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也就是说,我国的宪法制度只是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宪法的根本法权威不能超越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是立足于"议会至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来自于"法律至上"的宪法制度。在我国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民主的价值要高于法治的价值,这也就决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能忽视民意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本刊编辑部以"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总标题进行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政治立场正确,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正>一、宪法的保障人权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一致,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由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协调、体例科学。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视角审视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能够凸显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国际合作的原则,落实源头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体现综合施策的刑事政策手段。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在刑事立法中过分解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化发展不均衡,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观念不强。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推进程序立法,强化人权保障;明确概念,强化实施,重视反恐怖主义的地方立法;优化体系,加强衔接,发挥法治反恐的合力。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法律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后,迫切需要建构我国的社会工作职业法律体系,依法规范、保障和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这种需要更加迫切。目前迫切需要制定和建构我国的社会工作职业法律法规体系,包括社会工作职业法律法规、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权利保护法律法规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法律法规。

彭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彭真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促进和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框架基础。他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的领导、主张立法需要正确政策的指导、立法中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试验,以及关于制定民法、刑法、经济法的思想观点,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思想观点,对促进地方立法的发展,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发展中国立法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继承发展和发扬光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性质探析

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论文第二部分从根源本质、阶级本质、社会本质和目的本质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性质。第三部分指出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性质时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需要长期坚持。以人为本、上下有序、内外协调、动态均衡、公正与效率辩证统一、统筹兼顾与可持续发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法律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上下有序原则是处理法律体系内部关系的基本原则。其确保法律体系的整体与部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上位阶的法与下位阶的法上下一致、相互统一。内外协调原则是关乎法律体系内部诸因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因素之间是否相互协调、功能一致的原则,是保证法治运作系统权威高效的关键。均衡原则是一切法律活动、特别是法律体系构建的最终协调机制和最高秩序依归。完整的法律系统是由静态的、表现为规范形式的法律体系和动态的、表现为法制产生、运行、实现过程的法律调整机制组合而成的一个大的系统结构。公正和效率的矛盾是社会历史领域所有价值目标体系的基本矛盾。公正与效率辩证统一原则不仅体现在政治原则、法律规定、道德要求、宗教训诫以及经济活动中,而且体现和渗透在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联系互动之中。统筹兼顾原则主要是指法律体系在结构—功能意义上的上下有序原则和内外协调原则,但在动态演进意义上看,则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所以能够如期形成,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这是其形成的基本规律。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方便法门

设计得良好的程序,可以"架着"或者"逼着"行为人走向公平和正义。两害相权,在立法资源相对有限而且有冲突时。

对我国立法导向的建构式法治进路的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缘际会,中国百年来的法治愿景体现为以立法为导向的建构式的法治进路,这种进路在快速形成中国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法律体系的建成并不意味着法治的实现,这种立法导向的建构式法治进路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悖论"的出现,只有引入社会之维,使法律成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及其中国化——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和法律的本质、根源及其社会功能作了科学界定。他们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和法律,而且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科学设想。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他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实践,不仅在历史上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由理论变为现实,而且探索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场出发,在国家法制建设中,一方面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律保障,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引路领航的重要作用。

中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培养之生成基础与路径选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

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不仅是我国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虽已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整体法治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不同步的,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新型的现代法律意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现状出发,吸收与借鉴人类法律文化成果中法律意识培养、法治观念树立的有益因素,力求在中国法制改革道路的模式选择框架中,深入探究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土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和长期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和培养。

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政治核心和制度灵魂。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直接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的立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