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层社会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融合”体系探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法治实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法治实施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九大报告同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养。为此,笔者认为,加强城乡基层社会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融合”体系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尤为显得重要。笔者以蚌埠为例,对蚌埠市城乡基层社会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融合”体系进行了调研,希望能给读者以启示。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的好坏会直接对乡村振兴的成效产生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对乡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乡村的自主治理提供了思路和路径。因此,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成功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梳理、现实困境的分析及破解路径的探讨,以期对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的乡村治理有所裨益。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社会治理新趋势: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三治融合”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自治、德治、法治的融合正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改革的主流新趋势。三治的融合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与各自明确的运行地位,它以严密、科学的内在逻辑为基础,在各个地区的城乡治理中既展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同时也在遭遇行政过度干预、群众自治意识弱、三治融合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的阻碍。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新时代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以济南市莱芜区为例

建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三治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是辅助”。“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发展规律有其特有的逻辑: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互动;制度与理念的彼此融合。从济南市莱芜区“三治融合”实践中,得出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德法融合、坚持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重要经验。

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实践路径探析——以河南省H村为例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重大举措。文章从河南省H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历程和成就着手,重点剖析了H村坚持村民自治,发动群众广泛参与;以“村规民约”为突破口,助推法治乡村建设;重建村庄道德秩序,推进乡村德治建设的乡村治理经验,以期为我国其它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社会资本与乡村“三治融合”治理效能关系研究

推进“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三治融合”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治理主体缺位、法治推进困难、德治影响减弱等主要问题。而社会资本在促进乡村“三治融合”上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在自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村民越有可能参与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且对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成效的评价与期望值越高;在法治与德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法治及德治效能越显著。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中,关系网络密切程度与法治效能、德治效能的正向相关关系较强。通过界定和测量“三治融合度”,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三治”间的融合互契。

“三治融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探讨

三治融合是一种有机的治理体系,通过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促进,形成综合效应。自治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协商的平台,法治为治理提供了制度和规则的保障,德治通过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和公民意识来促进和谐社会治理。三治融合的综合效应使基层治理体系更加稳定、有效,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治理要素的优势,实现治理目标的互补与平衡。本文对“三治融合”的概念进行解释,分析了“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三治融合策略。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涵探究与启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顺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堡垒,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突出矛盾的关键步骤,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桐乡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文化的调控作用,正确处理党组织、农民及农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而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新时代湖南“三治结合”村微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发挥村级群团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夯实乡村治理基础。湖南近年来开展了以自然村院落会议、屋场会议、片区管理、湾落会为载体的“三治结合”村微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分析这一模式的时代价值,总结归纳其经验与不足,并提出完善这一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或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自治提供些许智力支持。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但随着乡村“空心化”不断加剧,自治、德治、法治建设面临一系列困境。结合乡村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新要求,乡村要加快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模式,完善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引擎:自治、法治、德治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精准用力，持续发力。德治、法治、自治是拉动社会治理成效稳步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立足辖区实际，积极探索和实践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工作模式，逐步形成以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群团组织等主体为核心力量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提升了社会和谐度和居民幸福感指数。

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及整体效应

真正的自治是“公序良俗”的体现,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配合;法治如果缺乏自我治理和道德基础,最终会变异为法家之治或刑名之术;德治在现实中的落实,也离不开自我治理及法律的规范。自治、法治、德治是相合相属的关系。虽然,三者均可以“独立成治”,但是,它们各自的“独立成治”都包含了其他二者的内容。只有认清它们各自的本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找到三者结合的方式,整体效应才能显现出来。

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实人根源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指导原则,我国全面展开了“三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三治结合”作为社会性治理模式,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运用,具有深刻的现实人根源。如何从根本上认识这一模式与现实人个体之间的关联,需要从基因性、文化性、意志性和环境性四个决定现实人生成的要素出发,从现实人本身具有的自治性、德治性、法治性及其相融合基础上形成的“三治一体性”倾向出发,深刻认识社会性治理模式与个体性倾向之间的联结方式,从而在根本上促动“三治结合”社会性治理模式效能更好发挥。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理路:理论、问题与实践

“三治融合”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乡村治理体系、结构、功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三治融合”通过协调有序的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立足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历程及其时代意涵,结合“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党的引领功能、强化乡村自治实践的基础保障、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保障、大力营造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助力建设“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推动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以怀化市鹤城区双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双村为例,分析该村发展概况,探究双村在乡村治理中存在自治能力不足制约法治与德治建设、法治秩序失衡使自治与德治难以保障、德治精神忽视增加了自治与法治成本、乡村社会治理协同激励机制不健全方面的问题。针对双村治理遇到的困境与难题,积极探求有效途径,提出坚持党建统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自治;强化依法治理,建设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乡村法治;厚植德治土壤,健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德治的善治路径。以“三治融合”助推构建双村善治新格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发挥乡村“三治”深度融合中的法治力量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在传统法治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求时,“三治”融合模式的出现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探索。针对乡村法治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要充分激活“三治”深度融合的法治力量,展现乡村治理新风貌。

民族地区“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与发展进路--基于G自治区S村调研结果的分析

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有效,须健全“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G自治区S村通过创新自治方式与村民议事机制,形成“村党组织+村务商议团+村规民约”的新型村民自治模式;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乡村振兴建设保驾护航,解决纠纷;弘扬德治力量,以新时代道德精神教育引领村民,实现乡风文明,逐步健全了“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但实践中存在着“三治”未能有机融合,缺乏多元主体参与以及资金遭遇瓶颈等问题。需要强化法治和德治,结合自治,实现“三治”有机融合;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实效;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三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终极关怀与毕生追求。构建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一方面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同时也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具体而言,自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动力,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发展;德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目标,其作用在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为人的全面发展指引正确方向,进而引导人们遵循正确的社会引领;法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法治为自治和德治的运行树立兜底的规则,进而保障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自治、德治、法治这三治融汇共生,缺一不可,共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实施成效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既有的研究表明,依托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不同组合形式,可有效回应多元治理需求,基层政府、村两委、人民调解委员会、乡贤等不同治理主体在多类别矛盾化解中呈现不同效用。当前乡村"三治融合"建设仍存在德治基础缺失、自治参与广度不足、村规民约操作性有待加强、民主评议与公共法律服务满意度较低等现实问题,须从构建共同价值准则、拓展村民公共参与渠道、激发新乡贤引领价值、实现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双重效应等方面补齐乡村治理短板,促进村民满意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