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环境治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社会机构复杂,社会问题丛生,在社会文化、社会治安、社会生态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重建和治理措施,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和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对边区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改造、社会治安环境加大整治以及社会生态环境加强保护等,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边区社会呈现出了旺盛的创造活力,成为抗战的坚强堡垒。

社会环境治理下的社区参与——山西省祁县C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实践

改革环境治理制度,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创新的积极尝试。山西省祁县C社区居民围绕饮料厂污水污染问题开展了"社区环境圆桌对话"治理实践,结果表明社区参与环境治理可行、有效,为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平台、途径,充分调动了居民环保参与的积极性并有效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为实现绿色社区建设、推动环境治理中多元共治模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环境管制、经济激励、促进绿色购买与环境质量动态响应——基于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中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的分析

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实施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的农村面源污染整治为载体,采用无约束变量自回归等模型,分析环境管制、经济激励、促进绿色购买与环境质量的动态响应机理。分析显示,太湖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经历了两个阶段,2013年之前是环境管制机制建设阶段,环境管制起到主导整治的作用;2013年之后是经济激励机制建设阶段,经济激励逐渐成为了主导因素,并同环境管制稳定地、按一定比例融合加强。促进绿色购买在环境质量提升中所起的作用较弱,并且还有衰退趋势。农村面源污染整治机制和方式所面临的问题是经济激励的作用没有达到最优,表现为加大经济激励力度、促进绿色购买还可提升环境质量,但这恰恰是当前政府单中心管控模式下的环境管制和经济激励所难以实现的。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基础——基于浙中陆家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离不开农村社会中的各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当前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必须要关注的社会事实。浙中陆家村利用广场舞趣缘群体的社会关系在村内带动妇女开展垃圾分类,并依据社会关系建立“党员+农户”的垃圾分类联系小组制度,还通过熟人社会的各类人情、面子等关系来维护垃圾分类机制的正常运行,建立了系统、有效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且促进农民养成了自觉的分类行为。面对现代农村社会关系迅速变化的状况,开展农村环境治理需要修复与创造社会关系,使其能够与环境制度、行政管理、网络技术等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小额信贷的经济分析——基于贵州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 ,小额信贷已扩展到一般农业生产贷款或消费贷款领域。对分散性原理和大数法则的实证分析表明 ,用农户相关年份预期收入可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和确定贷款额度的参照 ,并能对抗贷款风险、简化担保。实践中 ,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从事该项业务的成本效益 ,搞好小额信贷的关键在于解决观念、制度、管理、服务、社会环境治理等问题 ,并提高农户的综合素质。

ESG趋向下的公司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ESG理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域外也不乏将该理念纳入公司治理的制度实践。我国公司法早已确立公司社会责任要求,最近又呈现出将公司社会责任进一步明确化、法律化的立法趋势,但其具体要求和法律效力仍不明确。这一治理要求应兼具较低限度的强制性要求和较高限度的授权性规则的结合,强制要求公司决策时考虑公司行为的负外部性,并对公司机关作出更广泛的ESG授权,允许其偏离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如此,既实现这一规范的制度目的,又赋予公司在ESG趋势下的更多决策空间,实现公司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