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监护制度框架下社会监护组织立法研究

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是推动意定监护制度实施的起点,但实践中,由于监护责任繁重,寻找合适的意定监护人并不容易,社会监护组织应运而生。随着各国大力改革以意定监护为中心的成年监护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监护机构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通过对比考察,明确我国社会监护组织的性质,确立社会监护组织审核制度和培训机制、明确社会监护组织的职能、厘清社会监护组织与被监护人的财产关系以及构建社会监护组织的监督机制等问题,对我国社会未来立法完善意定监护制度具体内容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意定监护助推特殊需要信托服务落地的实践探索

随着我国意定监护和信托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在实践中将意定监护制度嵌入特殊需要信托服务设计,发挥意定监护与信托服务法律关系同源、功能互补的特点,可以使监护人与财产管理人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实现特殊需要人群“放心安老与托孤”的诉求,探索出特殊需要信托服务本土化的落地路径。调研发现,通过意定监护促进特殊需要信托服务的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实施细则指引不明晰、社会监护组织尚在探索、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不完善、监护人风险责任不清晰、特殊需要信托服务配套欠缺以及宣传推广不足等。因此,在实务中发挥意定监护作用,有效促进特殊需要信托服务,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意定监护内涵、建立社会监护组织、完善监督监察机制、配套监护人责任保险、开展社区信托试点、多部门联动宣传推广以及营造特殊人群发展环境等,才能满足特殊需要人群终身照顾和家庭财产安全监护的诉求,从而提供普惠型、全周期的信托解决方案。

从落实责任主体的角度谈我国监护制度的重构

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过于粗疏简略,结构也并不合理,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大量需要监护的未成年人与精神病人并未纳入监护制度的保护之下,并由此给社会带来了相应不可避免的风险。事实监护的法律效力难以得到认定,社会组织监护的效能缺失,这都造成了现行监护制度下责任主体难以落实这一难题。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亟需重构,以此在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与保障社会公益之间求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