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运行梗阻及优化路径

在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拓宽了当事人参与解决纠纷的渠道,也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效率和便捷性,是促进纠纷解决机制智能化、现代化的应然选择。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利用率不高、法律规则供给欠缺、重复建设较多、调解能力供给不足等运行梗阻,制约了该化解平台的发展。因此,需要从提高平台的利用率、健全在线解决纠纷的规则、统一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化,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力量。

浙江衢州衢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工作纪实

浙江衢州衢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试点是由中共衢州市衢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衢州衢江区社会治理中心)承担的第七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中共衢州市衢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衢江区社会治理中心)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中心建设、运行与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体系,不断提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化水平,打造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点站”,让群众幸福感更真、获得感更实、安全感更足,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建设。

枫桥经验视角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以上海市“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为例

一、引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以其独特的理念和实践,为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枫桥经验的核心在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强调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和就地化解,其精神实质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高度契合。

新时代第三方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第三方作为社会力量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它既是协同治理理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应用,也是对社会矛盾新特征和价值诉求的深刻把握。它以专业性、中立性、开放性契合社会矛盾的可调节性质,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弥补了政府全能性管理的不足。然而,第三方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需大力培育第三方组织,完善第三方介入的工作制度,加强第三方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和法治建设,使第三方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政治角色理论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角色定位与路径优化

在政治角色理论的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制度设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着明显的角色定位误区,进而造成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现象。进行角色定位及应对的途径有:扮演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事前”预防者、“事中”参与者、“事后”维持者的政治角色,回应角色期望,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与助手;避免角色错位,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回避角色冲突,依靠法律法规规范矛盾纠纷化解职责;防止角色超载,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协助建立多元纠纷化解体系;做好角色培育,提升公安民警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龙岩市人大常委会探索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为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弘扬红色基因,龙岩市人大常委会联动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人大代表参与调解工作,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和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闽西实践”。2023年以来,龙岩市各级人大代表参与诉前纠纷调解1047件,其中成功调解648件。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积极作用

一、“枫桥经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经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视察,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四源共治”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东台市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新时代能动履职理念,聚力“抓前端、治未病”,一体推进诉源、案源、执源、访源“四源共治”,努力实现防患于未然、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巩固在平时,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全面释放司法效能。

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实践总结--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能够及时地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章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对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为切实解决好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建言献策。

创新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动力减缓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复杂化多元化,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创新是关系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够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

聚力推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诉源治理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重要方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化与发展,是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的重要抓手,对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盱眙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通过“内挖潜力、外聚合力”,推进矛盾纠纷在源头上实质化解。“干”字为先,建强调解力量面对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变社会矛盾纠纷持续上升的新形势,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盱眙法院坚持走诉前调解之路,全面加强调解工作的组织、队伍、阵地建设,为实质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专业高效的力量支撑。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贵州“一村(居)一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观察

村(居)是党委和政府服务联系人民群众的神经末梢,也是社会治理源头的基石,如何在村(居)层面用乡土办法和专业力量推进源头治理是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人民调解是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抓前端、治未病有明显的优势,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三方协同机制研究——基于S市的实践分析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面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出现的新特征,政府须在完善自身职能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壮大社会性力量,充分发挥第三方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与价值。S市培育“第三方律师团”,探索第三方介入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机制;创新“1+2+N”农村联合调解,打造农村社区“多元共治”模式,试点“社区便民调解工作室”,实现社会矛盾纠纷网格治理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协同治理的新路径。

公安机关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基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视角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已成为我国公安机关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公安机关应当以社会治理法治化为视角,通过探索构建多元化解、协同联动调解、规范化处置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矛盾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从而切实提高工作效能。

探索构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进行处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权利。构建有效、便捷、合理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体系,实现对各类纠纷的有效预防、高效处置,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时代社区网格化建设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研究——以江西省新余市为例

新时代社区网格化建设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具有很重要作用。疫情过后,我们也看到了在社区网格化建设中存在网格区域划分不合理、网格清单行政化、网格队伍不稳定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如何紧跟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破解这些现实困境,最大化地将网格化建设的治理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是值得深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基层公安机关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突现诸多新特点,基层公安机关如何积极做好各项排查和化解工作尤为重要。因此,通过深入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层公安机关要在增强责任意识、坚持三级联调和把握三个阵地三个方面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并通过完善四种机制,在科学预判、良性运作中疏导矛盾。

乡镇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乡镇社会传统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存在调解方式单一、行政色彩过浓、调解主体职能不清等问题。文章以“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枫桥镇为例,总结该镇在新时代下的特色做法,以此作为借鉴,归纳出现有乡镇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可从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公权力理性化、建立科学有效的联动体系、完善线上矛盾纠纷处理平台四个方面予以完善。

快速转型期城市社会易发矛盾纠纷及其化解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的新时期,城市化也以较快速率向前推进,伴随着快速转型和城市发展,城市社会面临着诸多秩序构建与重构任务。劳动争议纠纷、管理纠纷、消费纠纷等十大类城市易发矛盾纠纷,反映出快速转型中城市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及复杂化特征。为有效化解多元、复杂矛盾纠纷,城市在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多元动态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针对不同矛盾纠纷、根据矛盾纠纷演化的不同阶段特征,动员多种力量并运用相应的化解策略,对矛盾纠纷的演化进行有效地管理。

涉民族因素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及其化解途径——基于315个案例的分析

文章依据主体不同,将涉民族因素社会矛盾纠纷划分为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少数民族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矛盾纠纷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由于其内容、性质、特点差异巨大,需要在法治化的总体要求下构建分类化解机制,并综合考虑国家法、习惯法在矛盾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以利于此类矛盾纠纷得到合法公正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