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坐姿坐具和社会礼俗演变对现代设计的启发与应用

通过对中国古代坐姿和坐具的研究,揭示了坐姿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演变、坐具形制从低矮到高型的变化,感受了坐姿、坐具与传统礼俗三者之间的碰撞与渗透、关联与影响,进而以小窥大探索对应的人居饮食和社会礼俗的巨大变革。坐姿坐具的演变与发展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应用意义,现代设计师可以吸收传统坐具的优势,结合现代文化,创作出顺应现代生活的坐具,更好地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在当下中国,随着以“技治主义”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逐步显现数字治理与乡村礼俗社会运行二者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一现实反映出,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乡村礼俗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这一潜在的张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为由于二者在自身所要求的制度规范、过程适应以及价值耦合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抵牾、摩擦乃至排斥,但这并不表明数字治理和乡村礼俗社会之间是不可调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融合并达成相互依存的同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既要适切地评估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后技术理性作用、正式制度运行、过程衔接顺畅以及价值理性耦合等方面的治理效能,又要重视和运用好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礼俗秩序以及乡土人情等文化传承禀赋的治理价值,并在价值取向、治理边界以及运行秩序等方面进行调谐,逐步构建二者相融相合、相互依存的乡村治理体系。

“礼俗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老年协会的调查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如何更好地发展老龄事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文章根据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这一思路,在借鉴传统"礼俗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对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从逻辑上探究"礼俗社会"对农村老年协会建设的原动力价值。鉴于乡土社会"礼俗性"的重要特征,文章注意到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的实现是建立在中国乡土社会基础之上的,且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又有正负之分;尝试在费孝通先生规范的礼俗社会角度下,探讨当代中国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问题,并藉以阐述农村礼俗社会传统对农村老年协会运行的重要影响,以探寻农村老年协会建设的新思路。

从民俗的视角看礼俗社会的精英伦理

儒家伦理作为一种精英伦理(个体的“私德”),通过“礼俗社会”的等级结构勉强充当了社会公共道德(“传统共识”)。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公德”,而是单一场域中的相关性道德。在观念的“理性化”方面,它存在着相当的缺陷。首先,它是无法普遍化的,社会成员将不可避免地被分成“代理群体”和“被代理群体”,两个群体间的矛盾会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无法调和。其次,它无法抵御非道德价值对道德价值的冲击,这使它陷入在处理社会正义问题上的困境。再次,儒家社会伦理由于缺乏原则的自足性和确实性,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道德的异化。

法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中的差异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差别主要就在于社会控制机制的不同,法并非是法理社会的特有产物,礼俗社会也有法,但礼俗社会中的法与法理社会中的法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文章仅就法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差异作些说明。

“礼俗社会”的法治建设

中国是典型的礼俗社会。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凡事以"关系"优先,"人情"甚至大于法律。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正是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礼俗社会视域下的乡村闲暇生活研究

礼俗社会是乡土中国的本质特征,它深刻作用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影响和约束着农民的闲暇生活。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礼俗与乡村紧密联系的背景下,当前农村的闲暇生活存在了一些问题与困境。为此,必须要发挥礼俗社会对乡村闲暇的正向功能,推动农民精神生活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共同提高。

中国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更替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礼俗社会的"情、理、法"思维根植于国民性格之中。全球史观认为,现阶段人类历史处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时期,法理社会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环境。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自中共十五大提出以来,已近二十年,法律和情理的矛盾依然存在中国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本文即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习惯出发,分析矛盾成因,寻求解决办法。

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以《乡土中国》为切入点

费孝通先生用吉尔兹"深度描绘"的方法对乡土中国的场景进行了刻画,并给予了同情式的理解。中国正在从个人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礼俗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法律视野下乡土社会意蕴的异化是转型的前提,礼俗社会和法理型社会是转型的两个面向而且具有较大的差异。基于礼俗社会的缺陷,群育观念、规则信任的培育可以打破路径依赖;法秩序的变通观照可以看清法秩序在乡土社会的消解形态;提出一种"新权力",即过渡时期新权威主义再型构。同时也对转型的思维困境——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给予了观照。

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占地面积广阔,其乡村振兴问题既独具特色,又十分重要。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若干村庄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人口流动性、规矩的形成方式、交互秩序的确立方式、社群结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构成、亲族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运转的力量、地方治理与纠纷调停者"等九个方面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之中,从"礼治"迈向"法治"是其未来振兴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坚持边疆治理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新型的"纠纷认知观",并且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配套和文化转型。

礼俗社会中农村老年协会的行动逻辑——以漳州市的三个村庄为例

当代社会学理论存在一种文化转向,其中礼俗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老年协会是农村重要的民间组织。礼俗视角下漳州市三个村庄的老年协会所展示的行动逻辑为:依循规则、资源运作、结构重塑、意义建构。促进农村老年协会发展的思路也应该建立在尊重礼俗的基础上。

以面花窥民间礼俗社会之品

民间造物并不仅是民众一种本能性的创作,它承载着对世界现象质朴的感受力,亦是对生活多维度掌控力的体现。“礼失而求诸野”,民间造物不仅体现劳动人民的智慧,更裹挟着质朴之“品”。文章以面花为切入点从三个维度探讨民间造物之品:一是从语义的使用中探寻敬畏之品;二是在生活场域中探寻面花纽带身份的结缘之品;三是从神性构建和生命角度追溯造物者内心保留神祇庇护净地之品,耙梳出以面花作为切口对民间礼俗文化的整体性思考与分析。

公民社会:中国现代社会生活风格的理想模式

社会生活风格的定位关系到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俗生活风格曾对古中国的社会文明和超稳态有过积极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的跳跃式发展要求重构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生活风格模式。公民社会生活风格的核心是法治和社会责任，强调社会管理的大众参与和公民以文明、健康准则选择行为。公民社会具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各种功能。

城市管理从礼俗到法治的策略嬗变——以南京城管柔性执法为例

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不仅带来了城市在量上的巨大变化,也对科学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管理,固然要吸收、借鉴西方先进城市经验,但作为社会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属性,更应参酌国家、城市的特殊因素。当下的中国正从传统的礼俗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转变,这是最突出的社情民意基础。因此,城市管理模式及具体措施,只有既合情又合理且合法,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和有效性。

中国历史背景下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

本文认为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与这一术语在西方背景下的意义关系十分复杂。作者通过分析这种语意上易混淆的情况,不仅阐明了西方对“市民社会”的界定,指出中国历史上并未形成过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而且阐明了近现代中国文献将它与中国本土的许多观念结合起来了。在西方传统中,“市民社会”指一种非乌托邦式的政治秩序,德性和理智上容易犯错误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操纵着一个难以控制的国家,以达到减少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干预等目的。然而,在中国文献中,关于“市民社会”的这一非乌托邦式的“自下而上”的定义被淘汰了。而代之以根深蒂固的乌托邦式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据此观点,应该由有德性和理智的学者们来治理这个国家和社会。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向度与社会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文化入侵和内部革新运动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濒临崩溃。东西文化的碰撞,造成中国乡村社会严重的文化失调。梁漱溟等人为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对民国时期乡村社会进行文化剖析,认为中国社会的本质是礼俗社会,呈现出以礼俗、伦理来组织社会,以教化、内省自力的文化方式来运行和维持的特点。中国礼俗社会的基础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两者交相为用,构成礼俗社会的体用结构。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梁漱溟试图通过乡约、乡农学校等文化组织形式来重新建设乡村。这对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文明乡风建设和乡村社会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民俗学的制度与礼俗研究谫论

社会将个人组织起来的形式多样,但透过诸多的社会现象,也许可以用“礼俗”“制度”“组织”来概括,正是这些制度或组织将个体组织起来,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社会某些成熟的组织形式、文化体系、乡规民约、礼俗文化,或者说制度,是解决“个体如何有效地被社会组织起来”这一问题的很好路径。对于关注社会秩序和生活文化的现代民俗学来说,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制度研究,或许是拓展研究思路和提升研究效能的一种可行性方案。

礼俗给我国法治带来的冲击及其对策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典型的礼俗社会,礼俗几乎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礼俗对我们影响都是巨大的,它给我们带来过积极的一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对我国法律以及法治建设的的消极影响给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阻力。

理性的界限——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在我看来最重要、最值得玩味的在于 :从学术渊源看 ,自可以说两汉思想与先秦承传下来之“齐学”或“鲁学”有关 ,然而 ,它的宇宙论观念特别是带巫术色彩的信仰 ,却主要地是来自为先秦之知识精英所排斥的民间传统 ;因而 ,在将法理体制直接下贯于每个个人、使每个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严刑峻法的秦王朝败亡之后 ,两汉思想家借民间信仰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努力 ,同时即蕴含有重建礼俗社会的问题 ;礼俗社会正好借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不分的融贯性 ,为人们以情感与信仰维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