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在全球化发展趋势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加快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和治理效能提升,对增强国家治理的效果、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保持国家安全状态的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扮演着重要作用,但传统观念的限制、管理体系的不足、基层治理的不均衡以及对新问题解决方法的缺失,均转化为提高治理效能的制约因素,据此,资料提倡更新管理观念、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基础管理水平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以全力以赴投身推动顺应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理论框架和评估模型

绩效评估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治理工具,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关系到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社会组织的"参与"嵌入在"威权体制"与"民生政治"的宏观结构中,合法性与有效性是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理论考量。基于"合法性—有效性"理论框架,根据实践演进,从制度支持、社会支持、参与能力和参与效能四个维度,研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水平的绩效评估模型。绩效评估可以提升党和政府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资源配置的精准度,优化参与政策及其执行结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中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演进逻辑

社会治理社会化作为最新提出的政策话语,需要通过与既有理论的对接转化为学术命题,才能发挥其指导治理实践的重要价值。当下,微观层面的要素变化成为审视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最好“窗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类型,社会治理社会化是以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嬗变为逻辑起点,以治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线性进化为逻辑主线,以实现社会善治为逻辑归宿的整体演进过程。这一演进逻辑充分展现出社会治理社会化不是独立提出的新概念,它属于社会治理的整体范畴,是社会治理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基础推动力。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社会治理社会化: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的实现路径——以糖村治理滥办“人情酒”为例

"人情风"泛滥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糖村在党和政府引领下,通过村委会协同,村民参与的方式对村庄中泛滥的"人情酒"进行了有效控制。可见,通过党政引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方式,可以达到扩大社会治理主体,拓宽社会治理渠道,增加社会治理资源,从而实现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行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视域下的社会协商制度建设——兼论社会协商的社会组织平台构建

在社会治理意义上,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还是企业,只要是针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协商,都应该归为社会协商。社会治理社会化视域下,社会治理与社会协商具有理论上内在契合及实践上相互融合的趋势。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协商具有社会治理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意义,但社会治理应具有优先性。在具体推进社会协商的进程中,应该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将其作为主要平台。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探析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社会治理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总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贯穿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的逻辑主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走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作出的科学解答。习近平社会治理观涵盖基层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社会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保证、以人民主体地位为价值准则、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指引、以系统科学智能法治为方式手段、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为制度保障,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生态社会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绿色运动"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对生态危机及其引发的诸多新问题的思考和希望,它的主要精华在于促进社会制度正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扩大社会治理主体,培养生态保护氛围等方面。加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高层论坛

11月12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高层论坛在广州大学举行。本次高层论坛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国家权力介入问题——以郑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模式的必然要求,是对以往单一政府社会管理的优化升级,体现的是国家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与智慧。通过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发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登记注册阶段、项目招投标阶段、服务输出阶段和成果评估阶段均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政府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强势介入,造成了双方合作不断异化,影响了协同治理的效果,不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通过多种措施,促进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社会认知,减少其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建立社会工作服务评价的多元指标,优化其绩效考核变量;改革对话机制,厘清政府与社工机构的职能边界。

“为民解忧”探索社会治理新规律

社会治理如何纾解百姓的“微痛点”,让群众真正获得幸福感,是各地基层最为关注也是功夫下得最深的关键点。广东省惠州市、陕西省榆林市、河北省行唐县、陕西省米脂县等地在探索社会治理新规律方面,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实践。

社会整合理论视角下丹江口水库移民新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从帕森斯AGIL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整合理论出发,通过援引河南省丹江口水库移民村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关注移民间内部结构的再分化与社会整合,探讨对移民实施政治整合、经济整合、社会和文化整合的策略和逻辑,以期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的目标。

建构适合中国价值的现代社会意象

成伯清撰文《社会意象与社会治理》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关键问题，不外乎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等级化倾向超出必要以及唯利是图罔顾道义。解决的方法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功能替代等级、以道义整合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塑造出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社会意象，必须在新的社会意象中融入上述几个方面的理念。

当前我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实际意蕴

郁建兴、关爽撰文《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指出，“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这一新分析框架表明，当代中国具有良性互动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业已出现，并成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在从社会管控走向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成为这一变迁的现实路径与内在逻辑。它表征了当前我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实际意蕴：在社会建设领域，国家与社会发现了共同的“利益契合”点，即对国家而言，社会建设的推进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对社会而言，加快社会建设进程拓展了社会力量的发展和运转空间，并推动了社会自身的能力建设，有助于形成成熟的社会基础。在走向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仍然保持活跃并且强势的姿态，其保留了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并奠定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然而，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来源于社会自身。总体而言，“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蕴含了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与走向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从而加速了社会建设进程,并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可以用于描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而"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概念,可以用于探讨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生成逻辑。当前,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与治理策略调整,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并为社会力量发展释放出较大空间;社会通过寻求和争取更大的机会得以发展。在走向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根本保障在于制度化与法治建设,影响社会治理发展轨迹与进程的力量主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良好的社会基础则形构了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内生逻辑。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社会治理与社会福利领域发展态势研究——基于WoS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该文从科研产出的视角出发,以WoS论文为数据样本,应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社会治理与社会福利领域的发展态势,具体分析从整体产出概况、国际合作、关键词与期刊分布、学科交叉、研究主题与研究热点、论文受资助情况六个维度展开,并辅助以专家视角的解读,旨在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社会治理与社会福利领域的发展态势,揭示中国该领域在国际比较中的位势,为科技政策相关部门制定该领域的学科规划提供参考。研究结论显示,中国社会治理与社会福利领域进步较快,论文规模、学术影响力和高被引论文产出的国际排名分别从2009年的第15、15、12名,提升至2019年的第4、6、4名,但与美国相应指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中国该领域国际合作较为活跃,科学资助,特别是NSFC资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司法调解历史使命与实现路径

在社会治理中,司法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一直较受重视。人民法院只有在应用司法调解的具体过程中坚持法治化原则,坚守其法律底线,依靠司法技术和法学方法来重塑调解的制度气质,将法治贯彻到调解制度的精神内核之中,才有可能使司法调解在转型期发挥最大功效,实现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荡荡侠骨豪气:三岩峡谷的罪与法

本项研究以人口最高容量的内涵为线索,选择西部一个偏远峡谷的近现代治理模式为研究样本,通过寻找变量(尤为自变量)的指导方法,在具体的时空、事态框架中构建当地人的生存冲动、社会危害及自身挫折的动态图景。全文意在说明土地承载极限对生存权利的投射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生存条件对人格塑造又有着决定作用,紧扣人口数量及流动的问题中介,力证行政力度引导生存权利的顶层设计作用,说明习惯法的存在恰好证明了严酷的环境自有严酷秩序的哲理。论文最后指出,尽管随着简单社会融入复杂社会后,三岩藏族的生存冲动方式已变为历史陈迹,但其具有的学术参考和教学意义仍然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