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产业组织理论的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社会福利效应分解

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及其政策含义备受学界关注。基于新产业组织理论方法,引入厂商间策略互动,重视产业组织环境对厂商博弈规则的影响,通过图解不同情形下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再建立集中度增加的垄断势力效应与成本节约效应分解模型,对Williamson权衡模型进行了拓展。对中国20个代表性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变动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占80%的行业获得净福利提升,集中度上升1%,全部行业社会福利约增进199.5亿元。福利增进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摊并不均衡,生产者获得绝大部分,对消费者的影响近似中性。反垄断诉讼对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审查要真正做到权衡利弊,效率增进仅为提高消费者福利提供可能,真正实现还要视传递比而定。

试论服务业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

服务业发展通过推进实体商品差异化增进社会福利,通过改变生产资源配置结构增进社会福利,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进社会福利,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增进社会福利,通过降低交易和运营成本增进社会福利,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福利增进的极其重要的力量。

旅游产业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综述及其研究框架构建

基于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态环境及其旅游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提出"旅游产业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的这一研究主题,并深入分析了该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从正反两个方面综述了国外、国内相关学者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的研究脉络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从旅游产业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的产生机理、CGE评价模型构建、社会福利效应实证测算、提升对策四个方面提出该研究的基本框架;从旅游产业发展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性及其制度与管理创新等方面提出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产量过剩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

削减过剩产量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处于产量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同样面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任务,然而在此背景下国企发展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却缺少文献研究。为此,基于混合寡头理论,构建了以国有企业民营化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产量过剩行业不同类型企业产量及社会福利效应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选取2008-2016年全国典型的6个产量过剩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民营化程度提高使国企产出水平降低,而民企及外企产出水平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下降趋势;产业补贴提高使社会福利水平呈倒U形趋势;产量限制政策的增强对民营化程度较低行业的社会福利效应呈现U形变化趋势,对于民营化程度中等行业的社会福利效应则呈递减趋势。据此提出应深入推进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混改、补贴政策向研发环节转移、以资本引导调控产出及构建互利开放的对外市场格局的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的社会福利效应损失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基准模型，刻画了地方政府依据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对非生产性资本投入与生产性资本投入进行均衡配置的基本情形。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设定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的经典形式，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得出，随着生产函数曲率的下降以及地方政府公共偏好异质性的增强，伴随分权所产生的社会效用损失越来越大，即分权及其所带来的政府竞争行为负面成本也就越来越明显。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发展现实，本文对数值模拟的结论进行了中国化解读：与我国财政分权相伴随的社会福利效应损失，主要表现在城乡以及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与结构趋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出现扭曲等三个方面。随着生产函数曲率的下降以及地方政府公共偏好异质性的增强，我国分权及其所带来的政府竞争行为负面成本越来越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社会福利效应——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0—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福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东道国社会福利效应通过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水平实现,并且这一作用渠道在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较小的经济体中更为显著。引入“五通”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对于中国OFDI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贡献的验证,为继续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参考。

碳税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评述

碳税作为一种重要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手段,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碳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双重红利效应进行梳理,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支出中能源消耗占比、家庭对能耗的需求价格弹性、税收转移支付以及税收中性的碳税政策对社会福利效应有着重要影响,长期来看,碳税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收入分配问题的凸显,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当前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多局限于基尼系数、MT指数等。通过引入效用函数建立个人所得税社会福利指数,具体实证分析了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最低边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及最高边际税率对应的最低收入限额四要素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认为当前单纯谈论提高费用扣除标准或是降低边际税率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在进一步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要整体把握各税制要素之间的变动关系,防止出现逆向调节作用。

考虑声誉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创新的社会福利效应

文中构建了由一个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研究了在考虑声誉效应的作用情况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创新的社会福利效应,通过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在考虑声誉效应下政府补贴能够增加研发投入,但是对于政府补贴的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复杂;只有在一定区间时,其对供应链创新的社会福利效应大于无政府补贴时的社会福利效应,并且当政府补贴在该区间的前1/2范围时,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社会总福利会提高,而当政府补贴在该区间的后1/2范围时,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社会总福利反而降低。

新时代个税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

我国自从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以来,经历多次改革。个税的出现与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调节了财富的均衡分布,使国民收入差距缩小了,逐步走向社会公平分配,给居民带来福利。本文从我国新个税基本现状出发,分析了新时代个税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并提出个税改革展望。

房地产税免征模式:社会福利效应的测度与比较

房地产税对于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与地方税制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开征房地产税将是我国未来税制改革的重点,因此,深入探讨房地产税制的设计及其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依据阿玛蒂亚·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采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面积免征、人均面积免征、首套房免征三种免征模式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模拟对比分析。研究显示,人均面积免征模式内含的纵向公平与效率属性不仅能够使房地产税对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负影响最小化,而且还能够同时使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税后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综合考察,若房地产税制的设计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则人均面积免征模式是最优选择。

我国房地产税的税率设计与社会福利效应

本文使用CHFS(2015)数据,基于量能负担原则对我国房地产税进行税率设计,并基于房地产税税率设计测算房地产税额在不同居民家庭收入分组之间的税负分布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效应。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为[0.26%,0.66%],开征房地产税虽然具有一定的累进倾向,但是居民家庭的税后社会福利水平明显低于税前社会福利水平,且随着房地产税税率的提高,居民家庭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在地区样本处理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特征,且相较于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采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样本设计房地产税税率所产生的居民家庭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房地产税税率设计不宜过高,且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设计方案,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税给居民家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以更好体现房地产税税率设计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鱼与熊掌兼得:平台经济二元监管框架及其福利效应

文章基于平台型企业“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角色,提出了一种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相协同的二元监管框架,并从理论和案例层面探讨了该框架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平台场域内部看,平台自我监管的实质是平台型企业将自身商业行为嵌入社会责任的一种功能,集中体现了平台的“社会人”角色,而其掌握的大数据优势能为这种自我监管功能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其次,从平台场域外部看,平台型企业之间也在为争夺用户而相互竞争,表现为典型的“经济人”角色,其商业化动机偏差将削弱平台自我监管功能,需要政府公共监管必要的介入。最后,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组成的二元监管框架,在功能目标、技术手段和法律效力三个层面存在既互补又制衡的协同关系,对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均具有增进作用。上述发现对于“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清洁工”对社会贡献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目前,“清洁工”受社会职业歧视现象普遍存在。这一收入弱势群体所做出的社会贡献与他们得到的社会尊重相匹配吗?他们应该得到多大程度的社会尊重?笔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经济学思考。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综述中通过回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着重强调了新旧福利分析工具并给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森、萨谬尔森的福利经济学观点以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福利分配政策,其次提出社会精神福利定义并导出社会总福利效应扩大化的问题,而后通过福利分析工具论述简单劳动在增进社会总福利方面与复杂劳动的对比度,再采用边际效用递减律分析方法建议政府针对“清洁工”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这一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最后通过区分“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和“创造社会价值”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初步回答了上述的两个问题。

政府规模的波及效应与若干节点把握

依据政府规模的规范性理论的基本框架,比较分析近年来国外关于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社会福利效应、政府最优规模以及公共支出效应与政府效率之间关系的大量文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经验数据在检验政府行为是否为生产性行为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结果;政府规模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存在"阿米效应";不同国家政府规模与社会福利效应存在较大差别;政府规模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的大小依赖于政府效率,因此提高政府效率是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的关键。

企业兼并的正负效应与政策应对

企业兼并(Firm Merger)是指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领导型企业(Leading Firm)将另外一个或几个同样具有法人资格的边缘型企业(ManyFirms)进行兼并,领导型企业(也叫主兼企业)的法人资格被保留下来,而边缘型企业(也叫被兼企业)的法人资格消失,从而形成一个企业的经济行为.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效率问题研究——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社会福利效应视角,基于社会损失指数模型衡量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效率。根据实证得出四个结论：一是谷物、软商品和林产品、油脂油料期货市场效率呈由低到高排序;二是多数期货品种在距离到期3-4个月时市场效率最高,价格信号最有效;三是超过3-4个月后,随着距到期时间增加,市场效率多呈下降趋势,但降幅减小;四是随上市年限延长,大豆和早籼稻期货市场效率有所改善,油脂油料期货市场效率较高且稳健。市场流动性水平、现货市场化程度、行业套期保值参与度及农产品期货1-5-9合约活跃影响着期货市场效率状况。

开放型大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研究——基于新凯恩斯风险外溢视角

基于新凯恩斯风险外溢视角,探讨了开放型大国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回应。在对四种可选择货币规则比较后发现:相对于基准规则,其它三种对资产价格波动做出了反应的货币规则都提升了社会福利效应,而对国内外两种资产价格波动都进行反应的混合型货币规则更是带来了社会福利损失更小化。因此,在一个两国风险外溢框架下,开放型大国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但应该对国内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反应,也应该对国外的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反应。

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及兼并重组福利效应模拟

为探究汽车产业兼并重组的市场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本文将数值模拟方法应用于经济分析,建立Logit模型,利用中国乘用车市场2008～2017年数据,进行市场需求估计、价格弹性计算和边际成本估计,以此为基础,对五大主要乘用车企业兼并重组效应进行数值模拟,并将模拟并购结果同实际并购进行对比分析。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产品的边际成本与价格正相关,与市场份额负相关;兼并重组企业的价格涨幅高于非兼并重组企业,重组前市场份额高低将会影响重组后价格涨幅;兼并重组后企业利润水平会上升,但消费者福利将下降。文章据此对中国汽车产业兼并重组从供求、边际成本及社会福利等不同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力求为新一轮兼并重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参考。此外,模拟过程体现了Logit模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的比较

为了分析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本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进行补贴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首先区分了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市场效率导向"型或"辖区GDP导向"型时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社会福利和企业自生能力。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还是地方政府的产能补贴,都会使得企业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为"辖区GDP导向"型时,地方政府对辖区GDP的重视程度与整体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中央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规则,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既要考虑社会福利效应,也要考虑企业的自生能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