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女教书籍出版的社会秩序建构意义

明代女教书籍出版数量居历朝之冠,出版主体的身份明显趋于多样化,女性编撰者有皇后、太后、贵妃与民妇,男性编撰者有文官、藩王与士大夫,官、私、坊皆有刊刻。本文借鉴身份认同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明代出版女教书籍陡然增多的深层社会原因,探寻明代女教书籍出版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

祭礼与性情:德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

中国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祭礼是透视中国文明深层特质与演变脉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功能学派与年鉴学派侧重以“自然需求论”“社会中心论”等理论视角探讨祭祀的起源与社会团结之道,当这两个学派进入对中国祭礼的考察时,发现祭礼中包含的人性、伦理内涵与西方的思想传统极不相同,并由此推动中国走上了独特的文明之路。祭礼在商周时期经历了一个人文化、道德化的演变,最终认识到人性中以爱和敬为主要内容的仁义特质。内在性情与祭祀之礼相配合构建起中国社会中从家到政治社会秩序的深层基础,并形成了中国文明中强调仁爱忠恕、和谐共处的思想特质。

抗战后期徽州基层治理与社会秩序变迁

抗战时期,徽州成为孤悬在江南地区唯一且完整的国统区,不仅维持了内部的稳定状态,还积极支援全国抗战。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表面上所见更为复杂。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合法性采取了限制社会参与和加大资源抽取的策略。徽州等内陆地区现代化程度低,主要依赖手工业和小规模商业,缺乏大型产业,难以承受沉重的公债和税收负担。当国家对资源的抽取超出社会承受能力,对民间力量造成较大的侵害时,双方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有时甚至难以弥合。徽州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国民政府在徽州的战时治理实践可被视为其在战时大后方社会治理上的缩影。随着国民政府基层治理能力逐渐削弱,乡村基层治理体系难以有效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渐减弱。这样一个渐渐失去民众支持的政权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迅速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集体记忆与社会秩序的叙事理路——论达真“康巴三部曲”

达真的“康巴三部曲”为康巴边地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知识蓝本。他借助不同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挖掘了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根”和有生长空间的“芽”,形塑了文化人类学新形态,唤起了民族集体记忆和志趣,提供了正向的情感共鸣和对宏观社会秩序建构的认可。尤其是面对传统民族文化观念与现代社会文化秩序的冲突与协调,达真着重笔墨强调了社会文化与社会秩序的依存关系,彰显了民族文化和而不同与文明互鉴,在小说文本中通过具体事象聚焦当代现实问题以重构民族记忆,最终形成书写康巴现代化发展的叙事理路。

《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出版

本刊原主编施由明研究员所著《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一书,于2024年5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施由明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全书以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为考察中心,首先阐述了赣鄱庶民宗族从宋代至当代的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宗族发展壮大过程中宗族是如何控制与稳定地域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是如何利用宗族治理地方社会的;再次阐述了宗族的负面作用,从豪族与豪绅对基层民众的盘剥,到宗族间的争讼与械斗等对社会秩序的危害。

祭祖习俗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以赣南客家祭祖习俗为中心的研究

祭祖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发挥重要的功能。探究祭祖习俗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所发挥的功能,有助于追溯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渊源,从而推动历史社会秩序和现实社会秩序的良好衔接,推动社会秩序的平滑转型,并从中汲取有益因素推动现代社会秩序有关问题的解决。本文选取赣南客家祭祖习俗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探索,认为祭祖在传统民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参与建构并维护了传统社会秩序,在面对现代社会秩序中存在的追求自由与利益带来的负外部性、秩序的冷化等问题时,祭祖文化所体现出的孝、诚、团结互助等内容及中华民族同根同源思想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乡土电影中的人情礼俗及社会秩序

乡土电影作为记载我国礼仪习俗、地缘特征的特有类型,通常在叙事文本中融合着人情关系、脸面观念及心照不宣的权力生产,并在其熟人社群中延续发展至今,是展现我国文化传承、社会变迁过程中重要的动态图景。

乡约与社会秩序的契约伦理价值探析

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西方各国完成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并以此作为进步的标识,形成了相应的契约伦理和社会契约论。而中国早在北宋时期同样出现了具有一定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吕氏乡约。虽然乡约最终没能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向,但深入探析乡约中的契约伦理思想与正义的价值原则有利于总结其当代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贡献力量。

传统文化新生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克己复礼、贵和尚中、尊崇谦卑等诸多理念,具有教化民风、凝聚人心、彰显地方与民族特色、推动经济发展等重要意义。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发生了变迁。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以“礼治”与“法治”结合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在保护与传承中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用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涵养新时代农村家庭价值观,以传统文化新生推动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秩序转换分析

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社会秩序的转换,权力的扩张推动自然社会秩序转换为等级社会秩序,越过"贫困陷阱"。理性的增加促进等级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但等级社会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不容易,因为等级社会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需要权力收缩,归还由权力覆盖的自由,如果没有理性增加,归还的自由会衍生暴力,使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权力不收缩,等级社会秩序因资源配置不适当、社会创新不足、维稳成本太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加理性,转变等级社会秩序为市场社会秩序。

《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

作者:杨培娜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内容简介:本书从海洋经济的角度理解明清广东、福建乡村社会的变迁,强调以海为主的生产生存方式具有独特的节律和特质;同时,沿海地区不能简单地视为划分海洋和陆地的地带,而应将之视为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生计人群的活动区域,主张从水陆互动的关照下重新审视人与海、陆之间的关系。

社会秩序与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

社会秩序由无数个规则所支撑,把规则意识、法律秩序、规则教育与社会伦理心态培育连接起来,使行为主体将应当不仅变成行动的语言,而且变成内心的行为准则,将伦理道德观念置于社会生活中。健康的社会伦理心态可以从容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

清代山西村规禁约与基层社会秩序

清代山西社会村规禁约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贸易等个体与社会行为的规范,对村民日常行为有严格的约束作用,是基层社会秩序有序运行的规则线,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山西民间文化的特征。

烂土长官司《信照条约》碑与清代边地土司社会秩序

嘉庆十八年(1813年)烂土长官司勒石颁布的《信照条约》碑,内容涉及土司机构的征税、司法、人事等各个领域的管理规定。条约反映出朝廷、土司、土民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改土归流后流官治理面临高昂的行政成本与巨大的文化隔膜,不得不继续保留土司协助地方社会治理,而土司为实现自身延续只能在流官与土民之间不断周旋达成妥协,土民则积极推动土司机构存续并运用王朝国家权威保障自身权益。《信照条约》的制定与实施展现了清代边地社会治理的复杂结构,地方传统治理资源被纳入治理体系当中的同时,国家权威的深入也直接重塑了地方社会秩序。

宗教变迁·社会秩序变迁·政府宗教事务管理方式转型——以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为例的分析

构建尊重和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制度,是法治国家治理宗教的主要方法和重要标志;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建设目标是在社会现代化、宗教样态多元化背景下提出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深入研究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建设中关键要素的发育程度及其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要件认定依据的重新定位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作为增设时间不久的罪名,其适用问题尚存在争议。该罪的构成要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依据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该罪的单一案件事实为依据,二是以该罪侵犯的具体社会秩序为依据。以这样的依据来认定犯罪,存在以下争议:就前者而言,存在一些司法机关未将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产生的危害结果予以考量的问题,一些案件中还存在将正常履职行为产生的资源消耗作为单一案件事实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问题。就后者而言,存在着脱离现实空间秩序而以单独的网络空间秩序扰乱作为认定依据的错误情形。应当明确的是,在单一案件事实中,若以抽象性的案件事实作为认定依据,则应与现实危害后果相结合,并排除将相关部门的正常履职行为作为认定依据,而在具体社会秩序中,以网络空间秩序扰乱作为认定依据时,需要依附于其他现实社会秩序。此外,在认定位阶关系上,应以单一案件事实认定具体秩序扰乱,再以后者被扰乱程度来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乡村人情关系与社会秩序建构的研究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乡村人情关系与社会秩序建构研究状况,采用CiteSpace软件以及文献梳理的方法,对2002年以来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人情关系朝着市场化和理性化方向变迁,冲击着乡村秩序;国家权力、法律、市场等外部力量进入村庄并运作时遭受到人情关系这一内生力量的阻碍和干扰,二者相互融入,相互博弈;学术界也在积极探讨回归人情秩序,建构有序的乡村秩序模式,主张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有效融合,推动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怀,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为顺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的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学应将其研究核心确定为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核心的确定有其坚实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学开展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的研究,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前人有关社会秩序研究的积极成果与认真研究三十多年来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基础与整合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必须遵循实现研究态度上由被动的滞后研究向主动的超前研究转变、研究方法上由片面研究向全面研究转变,明确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特点、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整合机制这两条有效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为成功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为顺利建设更加良好、稳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文章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