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蛮主义: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分析报告

"新野蛮主义"立足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病理学分析,而非耿耿于道学心态的社会道德批判。"新野蛮主义"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持续的身份危机,其诱因则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松绑"、现代化过程中体制性的野蛮、消费主义的助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下岗"和新道德的"缺席"。"新野蛮主义"并非当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变相表达。在"新野蛮主义"时代,由于现代社会在文化、价值上的结构性缺陷,宗教在中国的处境"泛政治化"。考虑到文化自我的虚幻和扭曲史、内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等因素,新野蛮主义处境下中国文化的走向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人的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论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论的诠释

人的异化是当今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马克思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地阐释了劳动异化,霍妮则通过精神分析社会文化论分析了心理异化。马克思和霍妮从不同理论视角剖析了社会和个体的异化现象,二者的目的均在实现人的解放,摆脱经济决定论和文化环境的枷锁和束缚,恢复完整的人性。同时二者一致认为社会交往是达到异化消亡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尝试比较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异化观和社会文化取向的神经症理论,深化对人性的异化和对神经症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发展,深入理解个人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演化进程,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文化困境的牺牲者——从社会文化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无名的裘德》中淑·布莱德赫的神经症人格的形成

社会文化精神分析法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利用其分析文学人物形象也屡见不鲜。《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是哈代笔下维多利亚时期新女性代表人物之一。分析该人物性格的作品不少,然而结合社会文化精神法分析的,本文尚属初试。通过分析,读者可以发现在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淑的神经症人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了解她在焦虑下所做出的种种反常的行为。

压迫阴影下的本性回归——以《桃花扇》为引的社会性精神分析试索

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因其具有直指人类意识本源的普适性和深刻性,伴随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浪潮,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成长于以个人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环境中,中国自古以集体意识和更为森严的等级观念作为社会的核心,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其社会性一面的探求,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形成典型范式。激变环境下,可以凸显作品中人物精神的复杂,《桃花扇》描绘了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感情为线索,即是社会演变的画卷,也是精神激烈变化的悲歌,具有典型性。以《桃花扇》为引,通过分析集体与等级下,官场造成的心理阴影和压力的转移,以及归隐情结,或许能够为精神分析在明清文学分析中的应用,提供有益借鉴。

论弗洛姆批判资本主义的伦理维度——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解读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首先立足于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社会精神分析学应然视域,从人的本性出发,分析人的需要。在他看来,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他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试图超越"生物学的"与"社会学的"方法来规定人性,进而提出了诊断人的精神健康的标准。基于上述多重视域的综合,他从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社会精神分析学理论预设出发,确立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始点。其次,弗洛姆以其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社会精神分析学视域,透视17～18世纪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逻辑及其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式微及其关系的疏离,进而论述了"物的地位高于人"的资本主义价值原则的生成。再者,弗洛姆通过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的特征,揭示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何以疏离,管理和消费等何以异化的根源。

时代的受害者——《无名的裘德》中淑的神经症人格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其主流文化及道德风尚中亦不乏虚伪、盲目、自满及对人性的残酷压抑。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作品《无名的裘德》中的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就是在这样虚伪又强大的外部文化压制下,从一个天真活泼且勇于反抗的少女逐渐变成一个压抑、失去自我且具有神经症人格的可悲女性。从卡伦·霍妮的社会文化精神分析角度来解析淑的神经症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意在批判当时传统社会道德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揭露维多利亚时代被繁荣掩盖的虚伪和冷酷,同时也展示了在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下,新思想观念与旧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