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社会纠纷的结构变迁及其解决机制重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承载的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调整,数字时代的社会纠纷从宏观角度可以类型化为传统社会纠纷、数字孪生纠纷和数字原生纠纷三种,并在纠纷类型、纠纷产生、纠纷解决及层级演变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数字化特征。面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应运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思维来构建与之相匹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而言,针对传统社会纠纷,应客观评估当前纠纷解决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趋势,重点解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针对数字孪生纠纷,应正确认识其与传统社会纠纷在数字技术联结上的差异,需要按照数字技术逻辑重构纠纷解决方式;针对数字原生纠纷,应未雨绸缪,充分认识提前布局数字原生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财政分权对社会纠纷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

财政分权不仅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纠纷发生的概率。采用2002。2013年的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同时检验资源配置效率对社会纠纷的影响。结果表明：央地政府间财政支出分权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财政收入分权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对社会纠纷的发生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分权制度。

主体性重建与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向

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也被贯彻到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理念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司法形成了其特有的运作逻辑,由于它过分强调形式化的理性和既有秩序的恢复,因而造成了"滥讼"、"未来指向性"缺失等问题。在主体性重建过程中,现代司法模式发生了变革,建构了一套以合意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正了由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果。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与规范协调——以一起民间纠纷为例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而行为各方所依据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不同社会规范所保障的利益冲突才是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规范多元和利益多元,人们用以解决纠纷的相关途径和方法,均不过是在寻求不同规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故而人们在社会纠纷解决中最终所能实现的也只是纠纷双方大致能够接受的结果。

大调解:社会纠纷解决路径的制度创新

大调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的严峻形势下实施的一种解纷路径的制度创新。大调解的提法直接来自于许多地方社会解纷政策的区域性改革实验。对于其概念的把握,还有待于法理上的进一步梳理,我们可以从属性、功能、模式识别、制度建构以及研究方法上对大调解作多维视角的解读;对于其特征的描述,需要在与传统解纷法律体系以及西方ADR机制的比较中进行分析;对于其发展的趋势与限度,则需要更为理性的把握,在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构造框架下权衡运行,蛋糕并非做得越大越好。

论农村社会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

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农村法制建设成败,并对农村社会的安定和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非诉讼方式成为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这既与村民们的乡土化情节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不开,更与非诉讼方式与农村社会现实的契合分不开。通过对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现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反思,以期为完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新的思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必需的组成部分。

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步发展,就必须高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在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状况下,审视当前社会纠纷的新特征及民众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对于探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转型期农村社会纠纷化解机制构建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农村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态势,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加强推进依法行政、健全排查化解机制,建设完善纠纷防控机制,建立反应灵敏、处置及时的矛盾纠纷防控机制能降低处理机制的成本,也是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军阀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以马家军阀参与下甘青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为考察中心

近代藏边在军阀的实际统治下,各种权力交错并行,造成了社会纠纷解决的复杂化。本研究选取藏边社会纠纷中最为常见寺院、部落社会纠纷来探析军阀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产生及其过程。从军阀参与下加吾利吉部落与甘加部落纠纷、拉卜楞与陌务土官纠纷、拉卜楞与刚叉寺纠纷、西仓与双岔纠纷解决过程中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第一,军阀参与解决社会纠纷的实质:挑起争端,从中渔利;第二,维持势力均衡,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军阀参与藏边社会纠纷解决的历史启示:国家权威是社会纠纷解决的保障,纠纷解决中应该坚持行政权、司法权、宗教权相互分离。

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纠纷的影响:基于税收制度的视角

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纠纷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税收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对降低社会纠纷不容忽视。文章在实证检验税收制度、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纠纷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流转税、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完善财产税体系的财产优化配置功能。

我国社会纠纷解决的非诉讼路径分析

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布:以宪法为统帅,以诉讼与非诉讼法等七个法律部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其中,非诉讼程序法强调对社会纠纷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解决,可谓保障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的天然需求。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客观分析我国非诉讼程序法的现状、缺陷、多样性和高效性的双重维度提出其具体的完善路径,能够更有效助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已经形成"迈向"全面完善",也有助于满足我国当前对于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多样化的现实需求。

试论近代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以甘青藏族聚居区为考察中心

甘青藏族聚居区是中原文化进入西藏的前哨,将其作为藏边的典型代表区域研究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可窥视边疆民族地区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近代甘青藏族聚居区受到中原法律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藏区文化的固有特征。在社会纠纷解决中司法实践表现为呈控、持票传讯、"流动式"公堂断讼、拘押。司法权运作遵循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主要有联合会审制度、发放执照制度),且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维护司法审判结果:一是通过销案制度进一步巩固司法审判结果,二是推行赔偿兑现制度防止案件复发,三是运用赎买制度促使案件的具结。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对临夏州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认为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化解应当在尊重其传统文化和习俗基础上,实现诉讼机制和非诉机制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在重视国家法的同时吸收民族习惯法的有益成分,探索构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英国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以藏尼、大白、尕旦寺纠纷为考察中心

藏尼、大白、尕旦寺社会纠纷事件是英国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的最为典型案例,以此来考察英国如何利用藏边社会事件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对三个案例的分析可知:英国参与下藏边社会纠纷的解决显得十分复杂,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社会纠纷事件会升级为敏感的政治性事件;二、以社会群体纠纷事件为契机,实现其政治企图;三、社会纠纷解决往往被军事冲突所掩盖,使纠纷事件无法解决。

论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非法方式的根除

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纠纷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与我国主流的、正式的、合法的解决纠纷方法相冲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介入社会纠纷的解决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是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毒瘤。本文认为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非法方式具有非法性、隐蔽性、破坏性和暴力性等特征。在分析了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非法方式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等之后,提出了根除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纠纷非法方式的对策。

社会纠纷的行政法解决机制研究——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综述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围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集体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和解机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食品安全纠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法制建设问题

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及其特点决定了法制建设在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法制建设在立法方面仍然存在体系不完善,科学性、民主性和创新精神均需要加强的问题,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亟须制定;在执法和司法方面,存在行政执法不严、司法权威需要树立、司法效率需要加强的问题;在守法主体方面,存在法律意识培养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给予重视并加以解决。

论金融危机下社会纠纷解决的司法对策

文章通过分析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提出金融危机下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对策,即树立能动司法观念,加强事前控制,重视调解的纠纷解决作用,构建灵活的执行机制,建立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动机制,创新审判工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