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55个典型案例进行扎根分析,发现动力机制、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路径、保障机制和治理成效是当前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关键要素,通过外源与内生动力共同驱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价值规范下运行手段立体联动,多领域实践探索与行动参与,构筑四位一体支持保障体系,增进民生福祉形成了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未来应着力把握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契机,加强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筑牢各方资源保障体系,推动共青团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

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资源共济与双向赋能——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面临着资源有限与任务繁难的双重难题,如何挖掘辖区社会资源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吸纳治理资源的有效路径,客观上也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生长空间。本文以资源保存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选取花园社区及其培育的社会组织作为观察对象,讨论二者在压力情境下的资源投资行为和资源交换机制,并检视社区治理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增长。研究发现,案例社区与社会组织呈现互嵌状态,资源的非均衡分布是双方互赖的前置条件,资源的组织间交换则是双方互动的关键机制,通过资源的动态共济,社区治理与社会组织实现双向赋能。从资源角度阐释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互助共生的动机与路径,在理论层面益于深化对社区与社会组织关系形态的理解,在经验层面对探索基层组织破解治理负荷与资源困境有重要启示。

社会系统理论视域下美国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组织的建设模式研究——以区域研究、女性研究和数据研究为例

从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视角出发,美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功能分化要求催动了其大学系统通过自我指涉进行跨学科组织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组织发展的核心力量以及大学对组织发展目标的定位影响了美国大学系统在区域研究、女性研究和数据研究组织建设的功能理解和路径选择。由于组织的建设基础以及需要应对的核心问题存在差异,三类跨学科组织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建设模式:区域研究组织形成了以横向切分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功能式系统分化模式,女性研究组织选择了以不同水平融入传统学科系组织的层级式系统分化模式,数据研究组织则表现出具有组织独立性与功能一致性的分割式系统分化模式。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探索实践与深化路径——以深圳市为例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明确要求。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加速发展,聚集了大量新就业群体,他们来源广泛、流动性强,联系面广,加强对新业态的党建引领、促进新就业群体团结凝聚,事关基层治理的成效。作为最早开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试点的城市之一,深圳市围绕加强管理、组织覆盖、关心关爱、参与治理四个方面,推动“提级管+行业管+属地管”,探索“建强头部+规范内部+灵活支部”,完善“权益保障+关心关爱”,突出“融入治理+作用发挥”,提升“三新”党建适应力、组织力、服务力、引领力。未来,加强“三新”党建工作,必须让党的组织体系“建起来、活起来”,让关心关爱“暖起来、聚起来”,让社会治理“融起来、慧起来”。

公益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教育治理的挑战与对策——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前,我国公益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教育治理主要面临如下挑战:制度化风险应对机制匮乏,数字系统化风险治理运行机制不完善;数字伦理风险监管不力,数据存在泄漏风险;治理主体责任不明晰,未能形成共享共治体系等。为有效应对挑战,须采取如下对策:系统建构数字乡村教育风险治理运行机制,形成教育风险复合治理机制;创新数字伦理风险监管体系,规避数字教育伦理风险;建立多元主体风险治理体系,实现数字乡村教育协同治理。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以贵州省金沙县为例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让社会既拥有良好秩序又充满发展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不仅具有经济带动优势,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也具有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采取农业集约化管理手段,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高效发展。它既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抓手,也是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载体。金沙县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围绕规范化、实体化、内涵式发展思路,在促谋划研判、促政策落实、规范监测管理、探索示范带动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如何进一步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优势,可以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着手。

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的规律性探析——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创新》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乡村政治组织建设不能忽视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环境中去寻找因果。

基于数字经济的社会组织财务信息化建设研究

数字经济的快速兴起,对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工作开展产生深远影响,只有切实加强财务信息化建设工作,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数字经济变革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效能不断提升。本文在明确社会组织财务信息化建设意义基础上,明确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组织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提出财务信息化建设路径和实现保障,以此为推动财务信息化建设水平提升,社会组织创新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边境未成年人保护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从参与边境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组织主体经验的微观视角切入,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社会组织参与边境未成年人保护影响因素模型。社会组织参与边境未成年人保护受到组织主体层、政府管理层、参与行为层、外部环境层组成的因素作用链影响。其优化路径应从以下维度系统推进:在组织主体层,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我造血能力;在政府管理层,优化未保政策设计,加大扶持社会组织力度;在参与行为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服务项目质效;在外部环境层,强化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环境。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引导社会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民政局深刻把握党建引领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这一根本定位,牢固树立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鲜明导向,切实执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硬核任务,充分发挥制度、平台、品牌三大引擎作用,不断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引导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推动保山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保山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精神,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组织工作最鲜明的价值追求,为推动保山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的组织化:不同服务模式的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比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讨论了小农户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组织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在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因受到政府补贴的吸引而达成了临时的合作,但这种组织化具有暂时性。在市场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或被整合到规模经营主体的种植模式中,或被服务组织重塑。在这两种服务模式中,小农户都是被动的参与者,其组织化程度并未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通过重建与小农户的双向权责均衡关系,通过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来解决组织成本问题。这种双向的权责均衡关系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小农户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利益联结,从而使该组织对小农户的组织和动员成为可能。

加快立法护航江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对于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江苏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2023年7~9月,我们对南京、扬州、徐州3个设区市15个县市(区)的20余个镇村社区(街道)走访调研,并在全省开展问卷调查,收回问卷2007份,以期进一步明确应重点规范的内容,为立法提供支持。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F基金会参与南峪村实践为例

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弥补政府失灵和发挥各类人才的价值,是乡村振兴中独特的建设性力量。以F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南峪村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农民合作社、村干部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建立互动关系,获得基层政府政策支持、乡村自治组织接纳、农民合作社补充和村民的信任等合法性资源,整合多元力量推动了南峪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显著促进了外生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发展,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效能。

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

基于陕西、甘肃两省微观调查数据,从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测度指标,论证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明显提高约17.8%,该结论能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村域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进一步检验发现,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在兼业化水平低、村集体经济收入较高、户籍人口较多的村庄中更为明显。因此,应该因地制宜,逐步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时应规范集体资产管理,保障组织成员主体性地位,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治理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是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民法典》延续了原《民法总则》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定位,突破了传统法人的分类方法,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使其区别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中蕴含了“公共性”和“营利性”双重属性。然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中营利性功能长期被忽视,造成了农村集体财产资源的浪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资格取得、内部激励机制设计以及责任承担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改革空间。公司作为典型的营利法人,其治理体系值得参照。公司治理体系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较为完善,利用“公司化”治理思维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模式的创新,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赋能乡村振兴。与此同时,要警惕“公司化”治理带来的风险,杜绝一刀切式地适用公司治理模式,在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基础上激活农村集体经济。

市场的社会建构:农民关联市场的组织机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新经济社会学和有形市场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华北平县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中不仅有着效率优先和交易成本的经济因素,还存在着非正式权威、乡土生活逻辑、政策福利化等社会建构因素,形成了农民关联市场的三种组织机制。不同机制的相互联系与运作过程形塑了平县的交易秩序,分别是经济组织主导、市场自发生成和行政推动建立的组织类型。农产品市场的交易秩序作为“小切口”,反映着现代化发展思路的“真问题”,三种类型化的组织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未来市场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特征,为乡村经济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问题表征及功能实现——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

培训评价组织功能的实现直接影响着1+X证书制度的运行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分析培训评价组织问题表征及功能实现提供了研究视角。调研发现,培训评价组织参与1+X证书制度存在如下问题:行动者——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行动目标——愿景与资历的差序,行动情境——条件与手段的匮乏,行动规范——强合法性与弱合法性的缺位。因此,若要更好地实现培训评价组织的功能,需协调公益性与营利性以实现组织有机系统的适应功能,完善社会职能属性以实现组织人格系统的目标功能,耦合情境资源以实现组织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获得合法性以实现组织文化系统的维持功能。

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解释机制与权变理论模型

不道德亲组织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是指员工为维护组织利益而采取的不道德行为。在数字化环境下,员工的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但现有研究对此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梳理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概念内涵,并从社会交换、社会认同、社会认知及社会学习等四个理论机制出发,探讨该行为的前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权变理论的研究模型,旨在揭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对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影响结果。结论丰富了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理论研究,并为管理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