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失衡与矫正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治理机构不完备,或者虽然表面比较完整,但名实不符;能人治理比较普遍,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部分农村社会组织"行政气息"浓厚,治理机构严重"异化"。造成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根源,与农村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与组织的产权结构,与政府的监督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矫正治理结构失衡,必须深究根源,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乡村生态保护何以“开新局”:N省H县社会组织促成农业社区环境治理结构再生产的案例研究

农业社区环境治理面临的“规则”与“资源”双重结构困境,严重阻碍了农民利益与政府环境治理目标“激励相容”的实现,亟须通过打破原有模式、探索全新路径予以解决。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登上舞台,在探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治理新路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依托N省H县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农业社区环境治理项目的全新实践,对其行为逻辑和路径策略开展了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1)促成结构再生产是社会组织实现农业社区环境治理结构变革的基本逻辑;(2)社会组织实现结构再生产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开展合规化、共识化、本土化行动打破规则制约、优化资源配置;(3)丰富的组织运营经验、创新的领域发展理念和先进的专业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组织推动结构再生产,其中软技术有助于优化规则,而硬技术有助于配置资源。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新时期构建多元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和帮助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有效——基于湖北“雁子工作室”治理经验的实证分析

村级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还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发挥村庄内生性禀赋优势。基层治理转型期,自上而下的治理压力和细碎繁琐的治理事务对村干部精力和注意力的挤占,弱化了村干部组织农民参与治理的能力。对湖北恩施“雁子工作室”治理创新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对农民进行行政性的整合基础上,通过再组织化机制实现治理对农民的社会性吸纳,是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雁子工作室”通过细化治理单元、再造组织载体、优化权责分配重塑农民参与治理的组织结构,健全农民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和路径支持。再组织化的核心是激活基层治理的“社会性”属性,通过治理结构的社会性嵌入与调整、治理主体的社会性动员与吸纳、内生性社会资本的激活与整合,再组织化再造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间结构”,在提高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效率和社会的自主治理能力基础上,推动村级治理有效。

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转型——基于草根组织卡理斯玛现象的反思

卡理斯玛权威是草根组织发展所不容忽视的行动者因素。一方面,卡理斯玛领袖确立了组织的行为模式与使命,是组织成立的先驱、发展的奠基人和运行的掌舵者;另一方面,卡理斯玛化的组织治理结构则限制了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造成组织个人化、初级化和孤立化的困境。尽管卡理斯玛权威治理是社会转型初期社会组织自下发展的必经路径,符合社会组织初创的一般规律,然而随着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逐步调整,以及草根组织自身影响力的日益拓展,卡里斯玛治理向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的转型已成为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

结构分化: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

本文以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有限效果之间的反差为起点,讨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问题。通过构建"外部环境-供求匹配-治理水平"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供求匹配问题作为核心,分析导致匹配不足的环境因素和可能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1)从需求侧看,嵌入性和专业性是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两个基本需求,但从供给侧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出现了结构分化,即浮动的专业社会组织(嵌入性低)、虚弱的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性低)、少量的理想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高)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低)等并存的基本格局,供需匹配不足;(2)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是影响结构分化的关键因素,核心的影响机制是资源依赖机制;(3)可能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专业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算法时代的社会、政府与治理:变革与挑战

当下算法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给当代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带来了巨大变革,进而深刻影响了“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样态。本文首先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算法对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的影响和改变,继而论证算法时代的社会治理特征。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算法偏见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和人际交往方式,使公民权呈现序数化特征,重塑了公民、市场与国家间的生产关系和权利关系。对政府组织来说,算法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效率导向的决策方式,塑造了数据控制的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重新定义了科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基于上述变化,算法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共识基础、双重序数化的价值选择、偏见与透明的问责机制上深刻影响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为信息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技术基础。

社科类社团的组织治理结构与社会功能发挥研究

社科类社团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日益成为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社科类社团的发展程度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随着社会多元化的不断发展,社科类社团的社会功能也日益凸显,但其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当前新形势下,充分认识社科类社团的深刻内涵,深入了解社科类社团的社会功能,准确把握有利于完善和发展社科类社团运作机制的对策建议,对于培育成熟而有规则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规范社会组织与其它社区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机制创新要发挥软法与硬法、正向与逆向和内生与外设的合力作用,实现社区治理机制的长效效应。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建构要积极协调社会组织在社区与地区、机制与体制以及内、外部机制建设等方面关系,实现社会和政治因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公共治理结构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与变革

我国改革已进入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新阶段,在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已成为新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而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是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发展社会组织,完善社会机制,应成为新时期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表现为理论基础单一、行政化色彩浓、内部治理结构分权制衡弱化等特点,这主要与我国社会组织起步晚、发展慢、法律地位不确定以及社会责任不明确等现实状态有关。完善我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做法,走法治化道路,推进社会组织法人化治理,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委托代理制度,引入公益信托理论,合理配置社会组织内部各机构之间的权力、权利及责任,完善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

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的新结构

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是基于公民的内在社会需要,其成长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并同时推动了经济社会变革的深入开展,对转变政府职能有积极效应。在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区自治、拓辰社区服务、培育社区意识、化解社区矛盾、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活跃社区文化、推进社区公益方面目益凸现其独特的优势与功能,是构建和谐社区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推进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积极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

我国公共冲突治理结构的困境、问题和对策——引入社会组织的视角

我国公共冲突治理的主体结构存在政府单一主导的特征,这种单一性尤其表现在公共冲突的过程管理和后续管理环节中。政府单一主导的公共冲突治理结构在取得一定治理绩效的同时,也存在着多元化干预角色缺失、冲突过程中"政府因素"过多、政府管理公共冲突的压力过大、政府管理公共冲突的方式不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亟需加以矫正或解决。引入社会组织进入公共冲突的治理结构,对完善公共冲突治理结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改变公共冲突治理"半截子"的管理体系、构建公共冲突治理常规化解体系、提高公共冲突治理体系的承载力、促进公共冲突治理主体的拓展。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理、困境与路径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不能忽视社会组织的作用。厘清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理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社会组织通过再造社会结构、黏合治理功能、联结多元利益、提升治理韧性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面临参与自主性和专业性不强、合法性和充分性不够、系统性和联动性缺乏等困境。应注重能力提升,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的专业性;健全法律规范和制度供给,增强参与的合法性和自主性;加强宣传引导和机制激励,提高参与的充分性;搭建协同机制,增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性和联动性,以保障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整体稳定和有效运转。

圆锥形治理结构下组织惰性的熵增定律与熵减策略

当负社会资本在组织的圆锥形治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组织会出现惰性并呈现出熵增现象。组织运行过程中惰性呈现熵增定律的宏观成因是:圆锥形治理结构将负社会资本锁定于组织中,并导致负社会资本总量持续增多,由此强化组织惰性、催发熵增现象。微观成因是:组织内外部环境较为稳定,领导者受经济人属性影响,中层管理者同流合污,普通员工在圆锥形治理结构中被“污染”。对此,应在确定组织具有熵减可能性的前提下,强化组织的内外部环境联动,因需展开变革;强化领导者的社会人属性,有效消除领导者的不当行为、不良影响;防止中层管理者同流合污,提升组织运行过程中熵增现象变更为熵减现象的可能性;防止普通员工在圆锥形治理结构中被“污染”,降低组织运行过程中出现熵增现象的可能性。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及其疏解策略

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及其疏解策略。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政府缺位与越位并存;市场失灵与失序同在;体育社会组织过度依附与依赖。对策是:政府与市场理性结合,建构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政府与民间应协同治理,建构完备的社会支持保障体系;纵向与横向良性互动,建构网络化的合作格局。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与变迁,乡村治理机制也随之变化,传统单一的治理主体结构被多元主体取代,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治理的主体之一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应有的角色。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和功能出发,以二者的关系为切入点对社会系统问题进行探究,其中,塔尔科特·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与功能实现的理论为探索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发挥及实现机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化问题进行交流碰撞,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天津市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准则》地方标准发布

《天津市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准则》地方标准（以下简称《准则》）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聚焦＂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准则＂出台地方标准,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赵泳表示,《准则》是全国第一个有关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地方标准。《准则》的发布标志着天津在民政工作的标准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考察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体系中应是民主决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元利益的表达者和整合者、协商结果的检验者和落实者。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主体性彰显不足、“嵌入”渠道不畅、协商作用不充分、制度保障不到位等功能“失调”问题。需通过强化社会组织自我适应,加强信任与认同,提供扶持与保障,优化主体关系和社会环境等路径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社会组织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满意度进行抽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其内在结构与逻辑机理。结论如下: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合作治理、公共服务、社会整合、内部治理和组织能力这五个潜变量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两两正相关关系。在此前的探索性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所有假设,都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有力支持,模型和数据之间显示出较高的拟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