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的确立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遭遇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留了可适用的法条空间,可从法教义学分析视角出发,在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下挖掘社会组织可适用的实体法依据。社会组织启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社会组织主体范围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主体外延保持一致,在起诉门槛上不应设置过高准入条件而需关注其资质性事项;社会组织启动涉海公益诉讼的地域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划定的法效范围相当;可采用“概括+列举”立法技术规定社会组织提起涉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政社检三元主体在起诉顺位设置上具有二层位阶。

论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些全国性的大型环保组织提起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有力推动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同时,我国也有部分小型环保组织在利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牟利。我国的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缺少针对社会组织诉讼行为的监督机制、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判断标准不明确、社会组织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法律后果不明确等问题。对此,应当通过构建以检察监督为核心的监督体系、确立检察机关的强制支持起诉制度、明确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判断标准、完善对非法牟利社会组织的处罚规则等途径予以应对。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分担研究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仍存在着诉讼成本高、资金匮乏等问题,使得不少环保民间组织因成本分担难题空有“一腔热血”但参与度却远不及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实践中,呈现出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不一、环保民间组织资金不足、诉讼成本转移机制欠缺、司法救助适用范围狭窄等现实困境。鉴于此,提出通过变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标准、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制度、增设环境公益诉讼保险制度等,以期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分担制度的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对原告资格限制较多、取证与举证困难和诉讼保障不足的困境。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困境的出路在于立法确认环境权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地位、扩大环境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范围、正确运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建立环境公益诉讼费用保障制度、着力生态环境修复。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证成与型构

针对社会组织能否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有文献多从价值论与解释论角度展开学理论争,目前已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监督环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与防范检察机关滥用环境行政公益诉权方面应有的二元价值既诠释了此类诉讼的正当性,也彰显了此类诉讼的适用场域。因此,建议分别从诉权配置的模式选择与起诉资格的要件设置两个维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进行立法配置,从诉权顺位的设计与公告程序的构造两个层面探寻此类诉讼的实现路径,进而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类型扩增与制度健全。

我国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本土特性

我国新环保法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限定为符合特定资质的环保社会组织。但是我国环保组织发展历程和现状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与域外环保组织不尽相同。我国"自上而下"发展的环保组织存在缺乏社会基础,组织活动受到行政因素影响,"社会性"不明显等问题。在引入环境公益诉讼并赋予环保组织诉讼权利的同时,对我国本土环保组织的实际状况进行理性分析,是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必然要求。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认定偏差的分析——以“腾格里沙漠案”绿发会遭遇起诉尴尬为例

绿发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遭遇起诉尴尬,被宁夏两级人民法院裁定以不符合原告资格为由而不予受理,是中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障碍的一个缩影,说明了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在历史语境、法律适用与立案受理以及区域法院之间存在认定偏差,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的实践理性。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阻力与优化——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为视角

中国社会组织经过十多年漫长的环境公益诉讼历程,终于迎来诉讼保障方式不断完备、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良好局面,但至今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社会组织提起的案源不足、空有机构的尴尬境地。案件有限、诉讼意愿低、胜诉率高是学界对社会组织起诉的固有观点;皆主张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建立原告奖励制度激励社会组织起诉。从已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角度,深入分析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与困境,笔者发现上述认识并不客观,未能准确揭示现行阻力因素及其影响,完善策略与实践存在偏差。因此笔者试图揭示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客观实践情形,提出适合现行发展趋势的建议,为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思考与理论借鉴。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标准及适用研究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所形成的专家证据近年来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然而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未形成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系统认识,鲜有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对环境公益诉讼中所涉及的社会科学证据的审查和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此类证据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公民诉讼领域有关社会科学证据的司法审查和认定标准及其相关的证据规则,从专家意见审查认定规则体系的角度,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有关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的规则体系。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基本问题研究

适格的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限于环境公益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害的场合,并非指特定多数人实际受到环境损害,而是指不特定多数人可能受到环境损害。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应限于行为之诉,不包括环境损害赔偿之诉。考虑到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和基本类型受到严格限制,应从制度层面处理好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尊重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进一步细化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规则。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困境与提升路径——以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为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少社会组织基本建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专门化组织体系,广泛开展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维护了公共环境利益,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但普遍也面临着外部环境有待优化,内部建设亟需加强,制度安排必须完善等实践困境,需要通过优化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外部环境,加强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能力建设,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及配套机制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能力,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

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探索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治理效果明显,但检察机关单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不足。检察机关资源有限,一元主体限制了社会主体意愿的表达,检察机关对公益保护的视野受限,作为国家机关,体制内监督的局限不可避免。引入社会主体可以弥补单一主体的缺陷,弥补资源的不足。对比公民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适宜的社会主体代表,其专业性和数量可以补充检察机关的疏漏,有序开展体制外的监督。应首先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试点,探明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资格条件,理清其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关系,逐步确立社会组织的诉讼资格。

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与突围

新《民事诉讼法》以及新《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赋予了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公益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等。虽有如此多的优势,但是在实践中,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然面临着自身资金、技术、内部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忧以及法律规定狭窄、管理模式僵化限制环保社会组织功能的积极发挥等外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就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内忧与外患,进行制度设计上的创新,以期更好地发挥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并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我国社会组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权配置困境与优化路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通过督促行政机关合法履职的方式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我国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途径。但当前法律仅赋予检察机关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不利于权力的制衡与诉讼功能价值的发挥。社会组织经历了从社会监督到司法监督的角色转变,是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权配置的最佳主体,但从其实践探索和公益诉讼的发展路径来看,社会组织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权配置面临着立法缺失、起诉顺位不明以及举证责任不明的困境。因此,优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配置应当以立法形式明确赋予社会组织以诉权,并理顺诉权主体间的起诉顺位,同时明确社会组织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之衔接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救济制度发展迅速,其中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以政府为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然而,政府所进行的磋商与诉讼仍然面临着性质不清的问题,为两种制度的衔接带来了阻碍。因此,有必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的性质,以及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的关系。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发展、问题及完善

社会组织是环保部门进行管理和开展工作的有益补充,世界各发达国家也都将社会组织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力量。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定,使满足相应条件的社会组织具有了合法的原告主体资格。但通过对近年来一些相关案例的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仍然存在着诉讼提起时资格限制较多、诉讼过程中资金压力较大、诉讼胜利后判决执行较难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条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大判决执行监督的力度,从而使社会组织能够依法顺利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更好地发挥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关键作用--以我国现行法律为视角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出了具体规定,法律上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架构已经搭建。但在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的大门并未真正打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仍面临着一些困境。当下,最有必要也是最有效率的解决途径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作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导力量,推进我国环境司法发展进程。

对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思考——以“两江中心、淮化集团污染责任纠纷案”为例

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及其评判标准,其中明确了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有权就环境侵权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以及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应当适度放宽社会组织适格标准。此外,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标的的一致性以及既判力的扩张,不同适格主体向同一环境侵权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因此应当适用合并审理的制度,以此既能够实现裁判统一、避免矛盾判决,同时也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诉讼经济。

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以集体行动理论为视角

诉讼成本高昂,缺乏诉讼收益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意愿不足的根本原因,从诉讼费用、律师费、法外成本三个方面减轻社会组织诉讼成本,转变传统道德观念,允许社会组织通过诉讼谋取经济利益,构建监督机制,将其“取之于公益,用之于公益”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之道。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负担问题研究

作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保护环境公益和调和多元价值的效能,但在司法实践中,高昂的诉讼成本抑制了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为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应当考虑将环境公益诉讼成本转由社会分担作为对“败诉者负担”规则的补充,并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制度,设定费用负担规则,限定最大支付限额,扩大基金来源并强化对基金的监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