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给付请求权的宪法依据及其规范效力

探讨社会给付请求权的概念内涵、宪法基础及其如何保障和实现,对国家、个人以及社会法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议题。学理上,社会给付请求权在我国宪法上可以依据社会权条款直接导出,也可以依据自由权条款和平等权条款间接导出。学界对社会权是否同时具有主观法上的效力多持保留态度,进而基本上否定社会给付请求权具有可诉性。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司法机关在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时会面临四重障碍: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国家财政资源有限、权利本身的抽象性、法院侵蚀分权。尽管制度局限确实存在,但是徒以形式之制度原理概括地否定所有社会给付请求权的可诉性,有过于速断之嫌疑,且忽视了司法机关的特有价值和功能。为防止我国公民的社会给付请求权成为充饥之画饼,可从财产权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探寻其可能的司法实现。

现金还是服务: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给付模式的革新与启示

自20世纪末以来,为了应对高失业率、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和财政负担等危机对社会给付的挑战,欧洲福利国家陆续开启了以社会给付为核心的新一轮福利制度的改革。在改革的进程中,各国重新审视了现金给付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逐渐与"高现金、低服务"的传统社会给付模式渐行渐远,并纷纷走上了"社会服务导向型的"新型社会给付之路,实现了福利国家社会给付模式的革新。这对同样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发展性问题的我国来说启示非凡。

德国企业补充养老制度的构建与演变——以“企业—社会给付”的制度属性为线索

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障制度自19世纪建立以来,一直坚持企业—社会给付的制度属性,构建出以雇主照顾允诺为基础,经由多种实施形式实现对雇员老年保障给付的规则体系。同时,通过在保险业监管体系中建立相对独立的年金保险监管制度,保证外部保障机构的合规经营。新世纪以来,制度因应社会需求与挑战,于2002、2018年进行改革,引入工资转换、纯缴费承诺等机制,发展劳资伙伴模式,力求实现扩面提质目标。我国应吸取德国两次改革的教训与经验,从明确制度概念内涵、厘清制度属性定位、明晰主体间责任和权利义务关系出发,解决现有体系杂糅问题,早日突破参与率低、覆盖面窄的制度发展瓶颈。

社会给付权利之宪法保障与社会政策之形成空间：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於年金财产权保障及最低生存权保障之判决为中心

宪法社会福利国之实现，需要立法者制定法律、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加以落实，而社会安全制度之维系，与国家财政能力以及社会、经济、人口等因素密切相关，经常需要修正或调整。在此前提下，社会给付权利究竟应该受到多少程度之宪法保障、是否可能因此限缩立法者的政策裁量空间，进而阻碍必要的调整与改革，我国学说与大法官解释对此讨论不多。本文以社会保险年金请求权之财产权保障以及符合人性尊严之最低生存保障为例，介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之论理方式，详细说明法院如何将社会政策动态调整需求纳入宪法论证过程、法院判决又如何成为制度改革的推动力，而人民的社会给付请求权究竟获得何种程度的宪法保障，以为我国之借镜。

老年社会福利给付模式现存问题与转变策略

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而养老压力增大的双重困局之下,以现金给付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社会给付模式,存在给付水平不足、给付结构失衡、给付方式不合理等问题。需要合理定位政府在老年福利领域中的责任,重新审视现金给付与服务给付之间的关系。摆脱传统上重现金轻服务的福利给付模式,优化老年福利公共支出结构,实现老年社会福利给付模式由现金给付走向服务给付,并寻求转变之策略。

社会救助给付请求权:理论基础与实践把握

社会救助给付请求权属于社会保障给付行政内容。通过权利来源、法律依据论证社会救助给付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提出社会救助给付请求权具体成立要件包括明确的给付标准和规定社会救助给付机关实施具体行政给付行为。由于社会救助给付请求权面临司法实践困境,建议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规定社会救助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启动行政复议的纠错机制,保障社会救助给付请求权的实现。

论行政给付的转向:社会福利给付

由于行政给付理论的社会基础变迁、理论缺陷和社会福利的社会性,将社会福利给付纳入行政给付混淆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既诱导行政权力深度干预社会福利,也无法回应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法的形成和社会福利权确立,社会福利给付应走出行政给付藩篱,回归社会给付的营地,通过社会法的路径构造,增强其理论自足性和实践的理性。

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历经几代德国学者和政治家的努力社会国家原则得以作为联邦德国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被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之中。根据德国通说,社会国家原则在内容上包括国家的社会义务和基本权利的社会责任两个面向。同时,经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积累,德国法上的社会国家原则不仅成为其社会法制度的直接宪法依据,而且也是德国其他部门法中与权利的社会化有关系的制度在宪法上的合法性依据。最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立法者,通过总结以往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基本权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国家原则的非主观权利性。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对我国法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基本权利条文的国家目的化解释和社会给付法定原则的建立。

社会法:体系化、定位与制度化

社会法旨在令人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仍保有自由。社会国内部的政治共同体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德国社会法的核心是社会给付法。社会给付是国家负责的金钱或实物给付,其服务于社会性目的。德国社会给付体系从制度上可分为四类。从宪法角度观察,这些社会给付应力求使自由与平等达致某种平衡,社会给付的提供指向社会国的目标,并且必须注意基本权。鉴于宪法规范的开放性,社会法往往体现为“凝结的社会政策”。社会法同时也表现出与其他领域的紧密关联,因为其与劳动关系、家庭关系、私人保险相联。德国社会给付体系主要依照风险与需求而架构。德国社会法的组织架构首先遵循与联邦国家相应的《基本法》上对立法、行政、财政的规定;同时也遵循社会保险人的独立化,或自我管理原则,这一原则旨在连接社会领域与国家领域。德国社会法被其特别的结构与原则所印刻。一方面,其法律结构体现为给付承担者、给付资格者、给付提供者间相互的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的整体称为“给付提供三角关系”;另一方面,社会法立基的原则包括安全、团结、自我责任、保护有效性原则。

社会保障水平的理论思考

社会保障水平问题是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社会保障基本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应该分为社会保障缴费水平、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和各保障项目的给付水平。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障缴费水平应该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职工的承受能力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的交互作用

近期台湾社会政策之推行、社会给付之提供，无论於质之演变、或量之扩充上，均引人注目。就其保障并提高人民实质之生活条件而论，自系可喜之现象。然而，实质生活条件之保障或提高，常以他人甚至给付受领人本身之一定自由爲代价；再者，社会政策常亦以追求社会平等（或称实质平等）爲目标，此种实质平等与宪法所保障之平等权之关系如何，亦有待说明。本文即以此爲主轴，尝试说明以『博爱』爲理念之社会目标，其与以『自由』、『平等』爲其保障目标之法治国原则之交互作用情形；期望藉此能较爲清晰地界定国家推行社会政策，提供社会给付时，其於宪法上应遵守之界限何在。惟如是，方能使社会政策之推行，悬会给付之提供，稍稍免於机会政治之嫌疑。

社会保障问题新论

由中央财经大学青年教师刘钧撰写、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运行与监管:中国社会保障资金问题的分析》一书,系统论述了社会保障资金运行与监管的一般理论,提出了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状况作了分析,并结合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状况、问题和监管,提出了一些对策性意见。 本书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对于社会保障水平概念的界定较为准确。社会保障水平问题长期以来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不仅直接影响到企业、个人的利益。

德国家政服务法律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家政服务已然发展成为了一个蓬勃的产业。但是,调整家政服务的法律制度却凤毛麟角,法学理论界也少有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德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其在劳动法律制度方面享有盛誉,因此对于德国有关家政服务法律制度进行综合考察应该是能够为我国建立一套科学的家政服务法律制度提供借鉴经验的。

论社会保险权的客体

社会保险给付作为社会保险权所指向的对象,即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对于保障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在遭遇法定风险事故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从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将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划分为现金给付(benefits in-cash)以及实物给付(benefits in-kind)两大类,二者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共同保障社会保险权利人的切身利益。

女职工生理期受特殊保护的立法选择

女职工“生理期受特殊保护”的目的是减少和消除生理期特殊困难。女职工特殊权益概念的提出,为该项保护的立法形成提供了基本权利保护的正当性依据。国家任务论逻辑下的初期保护转为生产与保护并重的历史路径,并被行政保护所采纳,由法律确定为以“用工单位责任”为核心的“生理期受特殊保护”劳动保障制度。但实践中该制度的实施,存在用工单位侵权责任瑕疵、缩减特殊权益范围,及保护不足或过度等合法性危机。厘清“生理期受特殊保护”的国家保护目标,全面理解“生理期特殊权益”的规范内涵,重新梳理“生理期受特殊保护”的保护层级和内容,为国家和法律充分有效履行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赋予社会给付权功能,提供了宪法价值与逻辑。由此,审慎权衡劳资双方利益并修正现有生理期特殊劳动保障制度,确立生理假与健康权保障立法条款,及其他充分有效配套保护义务,将是未来修法的期待。

我国公益创投的本土化定位及法律实现

公益创投是投资者通过金融工具为公益创投接受投资者提供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支持,以促进其实现可持续独立发展,进而达到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给付行为。我国当下的公益创投主要是以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制运作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本土化进程中,存在公益创投概念不清、政策先行、立法滞后且碎片化等理论问题,以及公益创投与政府购买等同、责任与风险分配不明、内在退出机制缺乏等实务偏差。澄清理论误区和消解实践偏差,应从立法基础和法律适用两个维度建立起正确的适合我国实际的公益创投的法律表达。具言之,应为公益创投设定社会法的立法基础,通过追寻管制与自治融合的价值选择,构建公益创投中的责任与风险共同体,加速公益创投主体的多元化进程,完善公益创投的内在退出机制,促使公益创投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法制化。

我国企业年金法律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我国《企业年金办法》将企业年金定义为企业和职工共同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当前规范体系存在制度定位偏差、规则内容杂糅等问题,导致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明、责权义务不清,制约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从功能视角观察,企业年金既是劳动法律关系中雇主对雇员付出的劳动与忠诚所给付的“延付酬劳”,又是国家为应对老龄社会风险所构建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的保障给付项目,具有“企业-社会给付”的二重属性。我国企业年金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在厘清制度属性的基础上,明确企业年金作为政府引导的、由企业基于自愿承诺主导实施的补充养老保障制度之核心内涵,参考比较法上的制度规范与具体措施,匡正和补强现有规则,赋予企业自主决定权,同时落实国家管理与支持的双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