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数字化及其规制

在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数字化以“数字枫桥”为方法论,并且涵盖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等多个方面,大数据泛在感知、标准化编码等数字技术为其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撑,使得数字化治理变革成为现实。同时,由于技术不成熟、算法依赖等原因,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数字化也带来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多重风险,规制路径应坚持治理需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衡平原则,健全治理数据的安全防范体系,多层面建构技术治理的规制体系,以协同治理主体的身份确定责任,推进社会治理实质性参与制度建设。

福柯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研究

治理(governmentality),是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技术实践及其背后思想、理性的媾和,新自由主义的勃兴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崛起和社会学者倡导的社会共同治理(joinedup governance)以及整体性政府(whole-of-government agendas)的新治理思路。它试图把国家和政府从福利主义失败的阴影里拯救出来,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主体,建构以自我立法和自我纠正为中心的新治理模式。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治理的策略与战术可以浓缩为监视技术,它旨在使人们相信自己始终被监看,从而产生自我管理与约束的新常态。我国当下提倡的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网格化治理可以看成是"超级全景监视"的具体而微,意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数字化"全景敞视监视",不需要围墙,却能无远弗届地监理人群。

论数字社会网格化社会治理的优化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构筑在信息化、智能化基础之上,为满足流动性、有效回应的治理需要而孕生的数据驱动治理方式。网格化社会治理不是科层制社会治理的简单延伸,是全新的治理体系;不是通过治理覆盖社会,是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不是效率优于法治,是以法治作为支撑。数字社会网格化社会治理变革的难点在于从物理治理走向虚拟治理、人的主体性容易被技术遮蔽以及公平正义容易被算法替代,变革的重点在于自我反馈机制的构造、公共领域意识的重建和快速有效的法治保障。可从确立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价值底线、强化治理的回应能力和提高治理生态的研究层次三个维度出发,不断优化数字社会网格化治理。

网格动员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实践困境——基于邻长制的案例分析

为缓解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张力,地方政府对网格化管理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此过程中形成网格动员社会的局面。网格动员社会是通过将网格细化,推进治理力量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从而达到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文章基于C村邻长制的实施现状,总结邻长制的运行机制和实践困境。研究发现,邻长制以党建引领和群众参与作为治理主体,以基层细事作为治理对象,以技术治理和情感治理作为治理手段实现了网格动员社会的格局。但邻长制运行面临人员配备随意性强、激励措施不完善以及治理异化、治理创新可持续性不足等困境,表明邻长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如何更好推动网格动员社会,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三治融合”仍需不断总结社会治理创新经验,进行实践和理论的探索。

北京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北京市开展网格化社会管理试点以来,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着党政影响力向社区网格延伸过度、价值目标重视不够、管理流程滞胀、区域差异影响下的路径选择困难、配套法律和制度缺位等问题。未来应推动管理主体的重心向基层社会转移,不断提升社区自治能力,进一步完善内部人员管理机制,加快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因地制宜、分阶段、分层次地开展差异化推广,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和谐社区文化的引领作用。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都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将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社会管理中,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管理平台来调动行政资源,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这种模式尽管提高了社会事务的处理效率,但是其作为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方式却与改革开放前曾长期实行的"单位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强调政府主导实施社会控制,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而忽视社会本身的发展。立足现实实践,应当引入网络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使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达成社会的善治。

大数据时代农村网格化社会治理创新初探——以宜昌市仓屋榜村的实践为例

如何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推进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湖北省宜昌市仓屋榜村近年来的治理实践为例,一方面阐明了目前农村地区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行的网格化治理所展现出来的创新特征和创新优势,另一方面分析指出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网格化社会管理转向合作式社会治理的现实与路径

政府职能的历史变动性决定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革而发生转变。现阶段,许多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是以网格化形式来履行的,本质上对社会控制与维稳的思维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网格化管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精细化服务的偏离、管理主体的结构困境和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种网格化社会管理应转向合作式社会治理。合作式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多元主体的合作,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资源与优化配置,为社会主体的功能发挥提供制度空间,以法治化方式推进合作式社会治理。

在网格化社会治理中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网格化社会治理将政府资源和社会力量有效整合起来,下沉至以网格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创新方式。网格化社会治理和法治社会建设在实践主体、制度依赖、运行机理、实践目标上存在诸多交叠之处,网格化社区可以成为法治社会建设实践的主要场域。为此,有必要将多元社会主体吸纳到网格化社会治理平台上来,依托平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政社互动,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培育基层民主政治,从而推动法治社会建设。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优势、问题与展望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同样面临公共伦理问题、政府职能边界问题、组织运行优化问题和管理模式的推广应用问题,据此,提出从四个方面来完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推进网格化管理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明确和划定政府职能边界,优化业务流程设计,破解网格化管理推广应用的困局。分析网格化管理的优势、问题和趋势,形成对网格化管理的全面深入的认识,对于网格管理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区块链+大数据”下网格化社会治理信任机制构建研究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良性协同互动是顺利开展网格化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不同治理主体间的不信任、不配合成为实践推动中的现实障碍,造成治理主体间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包括主体间信息严重不对称、沟通渠道不畅、信用体系不健全、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等。在海量数据存在的今天,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高效采集、挖掘、分析、甄选对网格化社会治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可信的资讯;而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难篡改特性,在网格化社会治理中运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有利于构建网格化社会治理信任机制,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沟通不畅、存有歧义、互不信任等问题。

淄博市完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网格化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改革的新模式,实现了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和创新。淄博市作为山东省推进网格化社会管理工作的先进城市,在网格化管理上积累了一定经验。针对网络化社会管理的新问题,文章从围绕构建多元治理主体格局,提升网格的服务功能,完善网格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促进信息平台互通互联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对策建议。

我国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法理反思

面对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治理环境,网格化社会治理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网格化社会治理是依靠新兴科技手段进行的资源下沉式社会治理,网格化、大数据和铁脚板是其中的3个关键要素。“条块”分割的体制、数据的不足和财政经费的限制,影响了网格化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有必要从他治与自治、秩序与权利及效益与成本的关系性视角出发,对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及存在问题进行法理审视。要真正实现网格化社会治理目的,需强化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厘定网格化社会治理的边界、慎用形式化考评机制和节制网格化社会治理推进速度。

社会治理需要遵循民主法治导向——对基层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反思

作为城市管理创新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是近年十分流行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但网格化治理渗透了"管制型思维",实质上有悖于法治与民主的方向,应当受到合法性考量。更优化的社会治理,必须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法治导向、民主协商、文化融入的新型治理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以福建省长乐市为例

网格化管理服务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方式,各地在探索实践中总结了很多经验,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推进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切实提升干部群众对网格化内涵的认识,建立较为完备的综合管理信息数据库,整合网格化管理的工作资源,优化网格服务团队等。

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新型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同其他城市社会管理方式相比,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创新性、清晰性、综合性、统一性、综合性与高效性等优势和特点。但从网格化管理这一社会管理模式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城市社会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为立足点,就其构建现状和完善方案进行研究。

关于对枣庄市中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

为有效实现社会治理工作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一体化和管理精细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提高群众满意度,枣庄市市中区于2014年在枣庄市率先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并将其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作为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市中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实际出发,总结归纳出了"5+4"("五项措施"、"四项机制")的主要做法和成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市中区实际和先进经验,分析了对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和启示。

智慧社区视野下网格化社会服务客体研究

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的。如果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大系统,网格化社会服务就是整个社会建设大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与文化、社会生活、生产乃至经济紧密相关。我国正处在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必须关注时代所催生的民生问题,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公共需求。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湘潭市岳塘区为例

自2013年起湘潭市岳塘区大胆先行先试推行网格化社会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一种新型的基层治理模式,但由于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身份危机、职能边界不明、人才及资金不足、公民自治意识不强、技术服务合同外包风险等使得网格化社会管理面临着一些障碍。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合理划分地理边界与职能边界、重视公民自治、加强与专业信息技术团队的沟通、增加财政投入的对策。

大数据在网格化社会治理中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网格化社会治理就是把基层社区划分成若干责任网格,将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具体网格的一种治理模式。网格化社会治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记录着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数据。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但与此同时,大数据本身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本文从隐私权和储存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防控角度探讨大数据在网格化社会治理中的法律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