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与拒履网安义务罪适用差异研究——以刑法网络治理模式为视角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案件数量和学术讨论热度远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教义学分析无法充分解释二罪差异。实证分析二罪理论文献及司法解释文件,发现国家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网络治理效能抱有期待。适当转变司法治理思维,减少直接性控制,承认社会个体治理能力,建立“共建共享公治”的多元网络治理格局,既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具备政策基础。多元治理利于调动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人网络专长,及时处理信息。即使无法完全采取多元治理模式,也应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体系突破进行限缩,防止其持续膨胀。

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探析

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内涵延伸和超越。它以中国共产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为网络社会治理主体,在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尊重客观规律的治理原则基础上,通过创新网络核心技术、凝聚网络治理共识、完善网络民主协商、健全网络法治建设等方法,进行网络安全的维护、网络生态的绿化和网络资源的整合,从而提高网络生产力、实现网络社会善治和网络主体自由,不断推进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

网络话语权与青年社会地位获得

如何将青年人纳入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完成世代的更替,是从前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全谱系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任务;而当代学术的关注焦点则在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推动和形塑之下,来理解社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本文尝试以这一宏大学术议题为背景,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境遇:线下疏离、线上活跃。本文从地位获得和地位保卫理论出发,以当代中国青年相对局促的线下社会处境,与带有赋权含义的线上文化实践地位的对比为切入点,将网络话语权看作青年地位获得和地位维持的一个核心机制,由此解释这一看起来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文章最后给出了面向青年世代的网络舆论治理的三大原则——理解、承认和自制力的社会期待,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代理人容纳(accommodating)青年世代的重要战术策略。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空间、战略、权利、能力——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会议综述

阐述了学者们在"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期间,围绕网络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所展开的探讨;认为网络信息安全法制建设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兼顾具体国情,厘清网络空间的主要威胁与法制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构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实体与程序性法律框架;强调应重视新技术应用背景下的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并强化企业信息安全治理责任,发挥其在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中的关键作用。

新媒体背景下统一战线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优势及路径

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式的协同治理。统一战线与这种治理模式在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和治理策略上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统一战线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构筑红色传播矩阵、建立舆情共建共享联动平台、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等途径,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推动网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网络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网络社会治理思想日臻成熟,成为中国加强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把社会治理理论运用到互联网治理领域,并提出了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社会治理的主张。习近平非常重视网络生态环境建设,强调要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和网络舆论引导,并特别重视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习近平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法治建设和战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并付诸实践,对有效提升网络社会治理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网络的开放性特征,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对于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发挥了积极影响。

我国网络宗教活动现状与民族地区的网络社会治理--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X市为例

当前网络宗教迅猛传播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本身较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传统宗教与互联网的结合,不断渗入信教群众的生活,影响着宗教信仰思维惯式和行为方式。近年来,涉及网络宗教事务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且呈现出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特点,网络宗教治理已成为我国网络治理、宗教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X市的调查,分析X市网络宗教传播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探讨网络宗教多元治理的途径和机制。

网络社会治理的目标取向和行动原则

人类社会生活是一种共同的生活样态,网络社会生活亦是如此。网络社会治理,即根源于网络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内在需要。随着人们网络社会生活的快速展开,在其现实社会影响不断增加的同时,网络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行为失范、关系失调、矛盾冲突、利益侵害、秩序紊乱等诸多现象和问题,从而将网络社会治理这一实践课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出来。本文认为,网络社会治理,是针对网络社会共同体生活而实施的一种社会性治理,它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主要指涉对象,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特定类型,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状态和群体生活秩序,促进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网络社会治理应当坚持增进网络主体理性、建构网络生活秩序、疏解网络社会冲突、优化网络社会环境和实现网络主体自由的目标取向;行动推展层面,网络社会治理则要遵循彰显文明、依法治理、保障权益、多元联动、强化责任、跨域协作的基本行动原则。

网络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革: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当前,网络社会治理与中国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关系日益密切,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所需关注的重要议题。网络社会中存在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网络舆论中存在对立和不满情绪,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社会领域出现了诸多危及公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问题。为此,中国的网络社会应逐步建立多元互动、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网络社会治理手段,积极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有效推动网络社会治理的国际合作,从而不断提高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网络社会治理与网络社会工作

互联网的普及促成了新的空间形态的生产,以空间虚拟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社会成为当今社会领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社会问题更是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构成。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以服务者的姿态,参与网络社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社会工作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既可以促进网络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也可以推动社会工作知识和实务体系的完善,助推网络社会工作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是对服务型治理的扩展,有助于善治目标的实现。

中国网络社会治理与国家政治安全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正在兴起。由于在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社会舆论、政治生态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政治安全也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呈现出许多新变化与新特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看,加强中国网络社会治理非常重要。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

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整合”:内涵、类型与实践指向

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整合”,意指在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得以建构、网络社会治理功能已有发挥的前提下,依托主体、客体及手段与方式之网络社会治理三要素的要素配备和功能激发,以增强、优化和提升网络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具体运行层面,我们可以依据纵向之“过程”或“流程”,以及横向之“行动”或“运作”的分析维度,将其划分出不同的实践类型。当下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整合,应当把握强化网络平台责任、增进网络主体素养、规范网络公共参与、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补足网络治理疏漏等五个方面的实施重点。

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及其治理

网络社会的个体化是指作为个体的网民在虚拟空间中的解放、祛魅和再嵌入,它使得主体的自由程度得以空前的提升,传统组织对个人的吸纳能力急剧下降。当前,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具有"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并立、"祛魅"与"复魅"同存、"流动性"与"群聚性"共生等多重二元性特征。网民集结的方式日益多元,并持续地挑战着网络"社区范式"的唯一性、共同性和稳定性,"个体化范式"也因而显示了越来越强的解释力。实际上,网络的个体化和个体的网络化是一体两面的过程,网络社会的个体化一方面令传统的互联网管制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也以更加自由、灵活的集结方式增促了互联网的公共性。因此,现阶段互联网治理的重点是:在"依法治网"的宏观背景下,加强"网络道德"和"微公共性"的建设,以此促成一个秩序与活力兼备的网络社会。

加强网络社会治理 创建文明网络环境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网络主体、资源客体和软环境三部分构成。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平等、匿名和信息海量等特性,创新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模式,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问题,需要对网络社会进行合理治理。当前我国网络社会治理中存在缺少顶层设计和规划、网络法律和道德等十大主要问题,为此应采取"建设、应用和安全"三位一体的网络社会顶层规划等八项措施以加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创建文明网络环境。

网络社会化：网络社会治理的“前置要素”

网络社会治理源自网络生活共同体维持其正常运行秩序的内在需要。在信息网络时代,网络社会化成为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定实践形态,显现出场域空间拓展、交往互动深化、资源条件丰富、预期效果多元等特点。就网络社会化所具有的掌握网络技能和习得网络规范、适应网络生活和扮演网络角色、培育网络理性和提升网络修养、致力网络创新和推动网络文明等基本功能而言,其同网络社会治理的目标诉求具有内在一致性。网络社会化作为网络社会治理的"前置要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前置功能"。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治理呈现全球化趋势,治理与防控缺乏协调,各参与主体的自利性极度膨胀,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单边主义":网络发达国家利用其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实施网络威慑战略,鼓吹"互联网自由说",借助互联网推行文化霸权。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要破除"单边主义"困境,必须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倡导多边主义;继续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全球治理;努力走出囚徒困境,重建信任体系,保证合作与协同;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多边谈判。

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完善的内涵、原则和目标要求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发挥,需要依托于相应的体系架构。在学理层面阐释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完善的理论内涵,概述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且基于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现有运作框架及整体运行情况,分别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与手段三个层面,探讨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完善的目标要求。

十八大以来党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探索

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引领、多方参与,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战略规划和领导体制改革等方面。政府发挥统筹引领作用,不断推进依法治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加强了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引领下,各部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多种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理过程的积极性。当前,网络社会领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总体向好,正能量充沛,支持拥护党和政府的声音不断聚集壮大。但是,网络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