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代工企业创新困境的社会网络论分析——基于温州打火机产业的案例研究

文章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代工生产的网络关系,揭示了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包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是强关系、代工企业不占据结构洞,使代工企业陷入了自主创新的困境。在以温州打火机产业为例的研究中,文章提出了代工企业如果要实现自主创新必须发展弱关系,摆脱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与市场的依赖,构建自主创新的支持体系。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演化特征与发展趋势分析

聚焦于121份关于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文件,通过构建“目标—主体—工具”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技术与方法,深入探讨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的演化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目标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逐步涵盖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设施、经济、生活和治理各维度,但总体焦点仍然明显集中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的联合发文趋势日益增强,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协作正在逐步提升,但合作网络的结构依然显得松散与扁平化,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疏远,核心主体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最后,数字乡村建设政策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均不断完善,但整体结构仍显得不够合理,与既定政策目标的适配程度较低。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旨在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质性分析的网络社会排斥前因机制探究

运用扎根理论,借助NVivo软件对国内文献、网络热帖评论及深度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探讨网络社会排斥的前因机制。结果发现,网络环境对互动对象社会排斥行为的归因倾向是影响网络社会排斥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形象意识高的个体,其拒绝敏感性强,更容易作出消极归因并陷入自我否定,消极情绪增加,从而加剧了网络社会排斥。而个体向往情绪的增多、高质量的现实人际关系及与互动对象紧密的现实关系距离则能减少对互动对象行为的消极归因,有助于缓解或预防网络社会排斥。此外,网络发展、网络特征及使用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网络社会排斥。研究结果能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研究框架,为治理网络社会排斥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患者社会网络的健康教育对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背景老年慢性病患者记忆力与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仅依靠其个人力量进行疾病的自我管理难以达到良好效果,需要更多来自他人的帮助。在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时不能仅单独面向老年人,更需要充分利用患者的社会网络,让其社会网络成员参与到老年患者的疾病管理中,以更有效地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目的探讨基于患者社会网络的健康教育对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方法招募2021年3月—2022年6月在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清华长庚医院门诊、北京医院内分泌门诊就诊及红联村社区的老年慢性病患者,采用电脑生成的随机数字表,将患者按照招募入组的顺序各自进行编号,奇数为干预组,偶数为对照组,按照1∶1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给予老年患者+其社会网络成员健康教育,对照组给予患者健康教育,干预周期12个月;在干预前、干预第6个月、干预第12个月应用慢性病自我管理研究测量表(CDSMS)评估慢性病自我管理的效果,使用Lubben社会网络量表简表(LSNS-6)测评患者社会网络水平。结果80例患者入组,其中1例患者(对照组)因研究期间两次住院退出研究,最终79列患者完成研究:干预组患者40例+其社会网络成员40例,对照组39例。CDSMS自我管理行为分量表的运动锻炼维度、认知性症状管理维度及自我效能分量表的时间与分组存在交互作用(F交互分别为7.174、8.488、9.939,P<0.05);时间在CDSMS两个分量表上主效应显著(F时间分别是13.527、12.188、7.576、5.058,P<0.05);分组在CDSMS自我管理行为分量表的三个维度上主效应显著(F分组分别是12.324、7.383、5.927,P<0.05)。干预第6个月,干预组CDSMS运动锻炼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t=2.852,P=0.006);干预第12个月,干预组CDSMS运动锻炼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t=4.473,P<0.05)、认知性症状管理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t=-2.780,P=0.005)、自我效能分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t=2.993,P=0.004)。结论为期12个月的基于患者社会网络的健康教育,可改善老年慢性病患者的部分自我管理行为,提高自我效能水平。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旅产业融合空间结构研究——以江苏为例

通过江苏省2014—2019年的文旅产业面板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权重,在修正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关联矩阵,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江苏省文旅产业融合质量空间引力网络结构特征,最后采用QAP分析探究江苏省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苏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在研究期内得到较快发展,但区域差异明显,苏南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普遍较高;文旅产业融合质量网络整体密度增大,逐渐打破地理和行政区域限制;邻接关系、科技创新、政策支撑要素对于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引力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社会认知网络分析的学习者协作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研究

协作问题解决能力是21世纪数字公民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但目前尚且缺乏对学习者协作问题解决能力动态发展过程的探讨,需要融合多元方法提供更细粒度的分析。以学习者在教学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的在线协作会话数据为分析样本,运用认知网络分析发现,学习者协作问题解决能力呈现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过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参与者呈现出网络核心和边缘两种社会角色,且社会角色随时间会动态改变;社会认知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社会角色学习者的协作问题解决能力发展过程具有显著差异。基于研究结果,从在线协作环境、课堂教学策略以及教师专业发展三个方面给出建议。

作为网络社会本质特征的互联网群聚传播及其研究体系建构——《互联网群聚传播》评介

群聚传播模式成为现代性的加速逻辑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呈现,信息传播技术超越工业制造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立足于网络社会传播变革的本质特征,《互联网群聚传播》聚焦互联网传播中多类型的极端多元主体,从传统的身体聚集转向互联网的注意力聚合,围绕常态化的社会集合行为,对信息现代性张力带来的传播逻辑及社会变革进行深度剖析。该书作者首创“群聚传播”概念,通过分析主体关系偏向、网络行为与心理、传播特性和信息生产四个维度,揭示当下互联网传播的底层逻辑与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旨在减少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乃至社会发展进程的不确定因素,拓展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新视野,重塑信息社会的现代性价值。

社会网络对中青年群体养老责任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 2018年数据的检验

从人口代际更迭的角度看,我国目前的中青年群体步入老年阶段后将面临重度老龄化和高龄老龄化并存的养老困境,亟须通过前瞻性制度规划和资源准备避免养老压力的代际叠加。由于认知是意愿形成和行为选择的前提与基础,中青年群体对养老责任归属的态度直接关系未来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方式,厘清其对养老责任主体的倾向与偏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判未来潜在的养老需求,从而在养老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均的情况下实现“有备而老”的积极老龄化目标。同时,我国是典型的人情关系社会,人们往往会借助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及相应资源降低养老活动的运行成本,尤其在家庭养老功能日趋萎缩的背景下,社会网络正在成为个体应对养老风险的重要支持力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形式日益普及,也为保障老年福祉提供了新的可能。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对中青年群体和社会网络因素关注不足,仍然存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维度上的缺位。基于此,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我国中青年养老责任认同的变迁趋势,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社会网络各因素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同的作用机制,并以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家庭赡养功能持续弱化的宏观背景下,传统的代际责任伦理在我国中青年群体中仍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同时其对社会养老机制和自我养老机制的接受度逐渐提高。而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发挥非正式保险的效用,对正式养老制度形成补充,进而降低社会风险对家庭的冲击。其中,以朋友交往为代表的强关系对子女养老发挥强有力的替代作用,弱关系网络主要具有补充功能,说明群体信任更强的强关系网络具备弱关系无法比拟的养老资源优势。而互联网作为社会网络中交往行为和互动关系的新表征形态,通过信息传递与政策普及,增强互助养老意识,社会信任则代表个体获取社会关系网络中信息与资源的能力,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弱化人们对子女和家庭养老的依赖。因此,以社会支持网络对现有养老实践作出补充,或将在有限养老资源的约束下缓解我国持续加剧的养老压力。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成因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例

明确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关键成因及其关联性,可以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为此类事故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文章收集2012—2021年间华东地区的145份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基于文本挖掘进行结构化处理,识别出25项成因要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构建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成因关系网络,分析了整体网络密度、个体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结果表明:主体责任不落实、防护措施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力、现场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防护用品使用不当等7项要素是高处坠落事故中的关键成因,可将其作为建筑施工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控重点,以减少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

青藏高原东北缘濒危马麝迁地保育种群繁殖成效与社会性和社会网络的关系

麝类驯养是濒危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迁地保育及保障药用麝香安全的重要方式,其前提和基础是深入了解制约迁地保育马麝繁殖成效的关键因素及与社会性和社会网络特征的关系。于2022年7月1日—8月31日期间,采用焦点取样和所有事件记录法对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肃平凉马麝繁育中心的21头成年雌麝进行了社会性行为取样,辅以同期粪样类固醇代谢物水平检测,分析了马麝的繁殖成效与社会性、社会网络及粪样类固醇激素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马麝的社会性与繁殖成效间呈显著相关(r=0.551,P<0.05),与粪样皮质醇代谢物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437,P<0.05),与粪样雌二醇代谢物浓度相关不显著(r=0.066,P>0.05);强社会性马麝的皮质醇水平((10.75±0.99)ng/g)和雌二醇代谢物水平((6.61±0.79)ng/g)与弱社会性马麝((13.70±1.68,5.20±0.99)ng/g)无显著差异(P>0.05);繁殖成功雌麝的社会性(19.86±1.88)%)显著高于繁殖失败雌麝(12.38±1.46)%)(P<0.05);圈群社会网络密度与圈群个体的繁殖成效相关显著(r=0.762,P<0.05),与粪样皮质醇、雌二醇代谢物浓度相关不显著(r=-0.355,P>0.05;r=-0.347,P>0.05);繁殖成功雌麝的粪样皮质醇代谢物浓度((10.31±0.86)ng/g)略低于繁殖失败雌麝((13.98±1.60)ng/g)(r=-0.420,P=0.058),繁殖成功雌麝的粪样雌二醇代谢物浓度((6.63±0.90)ng/g)与繁殖失败雌麝((4.78±0.76)ng/g)无显著相关(r=0.299,P>0.05)。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群居性的迁地保育和驯养环境下,雌性马麝的社会性、社会网络属性可以预测个体的繁殖成效,即社会性和社会网络密度较高圈群中的雌麝的繁殖成效相对较高。濒危马麝保育和驯养实践中,可区分麝类驯养为“保育性驯养”和“商业性驯养”。在保育性驯养中,可采用先群居再独居驯养的模式,尽量保持野外放归马麝的自然行为结构;在商业性养殖中,可采用群居驯养模式,提升驯养麝的社会性,实现较高的繁殖成效和驯养生产力。

中国社会交往网络的变与不变

源自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测量及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场景分析时,往往与共识性本土资源发生冲突,产生严重的解释问题,因而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中国政治学本土话语体系建设中概念应用和建构问题的反思。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是感知、构想、体验的三者有机统一,以社会资本研究为例,一些学者基于中国场景提出了更适合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亲人群、熟人群、生人群的概念化和测量方式,并证实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网络带来不同的政治影响。本研究使用一个全国性样本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支持了三种社会交往网络对政府信任与社会宽容具有不同作用,表明社会资本的三分法概念化和测量方式更符合中国本土概念和话语建构的需求。

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为厘清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因素,该研究从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出发,挖掘其对创业意向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该研究在社交网络、个体特征和创业意向之间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法对615名大学生进行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短期创业经历对其创业意向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创业竞赛的参与和获奖情况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则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个体社会网络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维度中的关系强度、异质性和中心性都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产生积极影响,但网络规模会对其创业意向产生消极影响。研究结果对创业意向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社会网络方法在城市更新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及潜力探索

城市更新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博弈,研究者运用社会网络技术方法,量化分析多方行动者关系网络与更新实践的互相影响,为更新实践提供策略指引。文章对我国城市更新领域学者应用社会网络方法的文献进行检索,针对文献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与技术方法方面的应用,探讨社会网络方法在城市更新研究的应用现状、有效性和不足,并探索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方法能揭示行动者关系、权力结构和信息流动,评估行动者对更新的贡献和影响,促进协商与合作,推动可持续更新,在城市更新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未来研究可加强理论框架构建,并结合新技术提高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决策支持。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工业遗产空间改造策略——以三邻桥社区中心项目为例

随着城市扩张速度的减慢,城市工业遗产的改造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对工业遗产建筑现有空间进行合理再利用是改造项目中的一大要点。工业建筑改造过程中存在功能布局、空间可达性、空间序列多样性三个客观问题亟需解决,以上海三邻桥社区中心改造项目为例,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三邻桥厂区空间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通过对改造后的空间重新构建空间网络模型再次分析验证了厂区的空间结构得到优化。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为将工业遗产建筑改造为公共建筑提出了空间方面的策略,可以为类似的项目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以2008—2022年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涵盖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三个关键维度,以量化企业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供应链的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三个方面显著增强供应链韧性,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供应质量间接提高供应链韧性。企业所有权性质、科技投入水平和区域虚拟集聚程度等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研究结果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为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互动与内生:乡村治理中的情感与干群社会网络建构机制

本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察农村治理中情感与干群关系网络互动、内生建构的过程。以中部地区H村为例,本研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乡村治理中干群间社会网络与情感建构的内生过程。研究表明,情感与干群关系网络是一种持续互动的内生关系,制度搭建了最初的关系网络,使干部在与贫困家庭交往过程中获得关系合法性的基础;但随着更多资源投入,干群间信任加强,关系加深,情感加重;在此基础上,干部本身投之以家人般的感情交往使关系升华,形成一对强关系,并具备了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本研究强调,干部类家人般的情感投入是形成干群间强关系的关键,这也是干部得以深入基层,链接国家与社会,为乡村振兴赋能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社交活动特征与可持续更新思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在人民城市理念背景下,针对山地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的现实困境,需要更加长期、动态、准确地理解社区老人的社交需求与活动特征,进而结合地方自然、经济和人文特征,提出长效的可持续更新思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选取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特征显著且老龄化严重的重庆市渝中区凉亭子社区为研究区域,以居住在该社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实地观察、访谈和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厘清各类社群关系下老年人的活动空间分布及活动类型特征,剖析老年社群—社交空间—社交活动的整体关系,进而明确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的问题与目标,提出因地制宜的可持续社区更新思路。对于突破山地城市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的社区资产认知、持续改善和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整体构建和谐的社区社群关系具有参考意义。

社会网络视角下党建引领西藏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以扎囊县德吉新村为考察中心

基层党组织是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根本路径。西藏自治区扎囊县德吉新村党组织以社会网络构建为突破口,遵循“节点激活-边线联结-域面优化”的社会网络再造路径,即以党建引领组织建设激活并统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关系节点,以党建引领制度建设与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关系节点联结提供外在支撑与内在活力,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建设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关系节点提供结构连带优势与实践场域,催生社会网络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增强社会网络的内在凝聚力。构建以增进社会有机团结为价值取向、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价值追求、以提升基层社区社会治理效能为价值目标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实践样本。

社会网络、政府支持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344份农户数据,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探究社会网络和政府支持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并研究政府支持在社会网络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社会网络、政府支持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决策和采用程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2)社会网络、政府支持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3)政府支持在社会网络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针对特定样本区域的情况进行定制化的保护性耕作方法;其次,提高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视程度,并拓展强化农户社会网络,加强保护性耕作技术宣传的广度、深度和配套设施建设;最后,优化政府激励支持以削弱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障碍。

董事社会网络、环境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风险承担——基于董事结构洞的视角

涉农企业是搞好产业兴旺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重要客观载体。涉农企业董事社会网络、企业环境变化造成的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变化对于涉农企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为厘清涉农企业董事社会网络、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选取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的336家涉农企业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涉农企业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探究该关系在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时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改变时的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对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在涉农企业董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过程中产生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中涉农企业的董事社会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异质性检验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涉农企业董事结构洞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非国有涉农企业董事结构洞的系数变为不显著的负数;在调节效应检验中涉农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董事结构洞的交互项只有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这种情况下显著为正。综上,涉农企业董事社会网络对于涉农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涉农企业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国有涉农企业的情况下更加明显,涉农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变化很难调节董事社会网络与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建议涉农企业在任命总经理时应当谨慎考虑,应适当允许考虑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对于非国有的涉农企业,应适当提供国有涉农企业享有的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