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

社会自主性的建构并非完全是在"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叙事,其自身成长发育的"故事"似乎更为值得发现。本文试图突破社会自主性理论分析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解读,从社会自身发展的角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主性的发展缘起、现实困境和回归预设,以期从社会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寻求自我、完善自我。

从政府推进到社会自主: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通常情况下,政治文明建设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政府推进型道路,二是社会自主型道路。长期以来,中国选择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然而,政府推进型道路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之路,必然沿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逐步由政府推进型道路转变到社会自主型道路上来。

复合治理下的国家主导与社会自主——社会管理及其制度创新

"国家主导社会自主"的复合治理模式,应当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内在映照着"强国家-强社会-强公民"的治理格局。国家主导从根本上讲是指国家对于制度供应的优先性,也是这种模式得以获得其合法空间的前提。社会自主,从根本上讲是指社会对自身领域内的社会事务进行自我裁量的权利,其目标在于自发秩序的生成及其扩展。而公民增权,不仅仅是指公民权利的获取与确认,更指公民权能的提升与巩固。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自主性审思

社会自主性是实现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则应时性地赋予了社会自主性以新的内容,并且会在空间、角色、动力、行为、策略等方面为其提供得以发展扩张的条件。但是,社会自主性扩张也具有限度,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要以公共理性确立为引导、以制度建构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自主性的可持续发展。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社会自主性:大转型的新向度——评波兰尼的《大转型》

市场对社会的脱嵌和主导发生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之中,波兰尼通过分析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揭示了市场经济下深层的社会自主性,但对如何建设社会自主性并没有给出具体分析。基于此,面对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的积极引导、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沟通、社会团体的兴盛和个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建构社会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以此使社会自主性的力量与市场、国家形成一种互补合作的关系,维护经济在社会、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的平稳发展,这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转型。

市民社会理念与社会自主性发展

本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理念的传统含义及其在当代的变化 ,认为它实际反映了人们对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经济体制的转型、民主政治的建设对社会自主性发展的意义 ,揭示了社会自主性发展的表现。

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中“社会”的内涵探讨

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中“社会”的内涵探讨浙江工业大学郭石明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其“社会”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充分挖掘和揭示这一内涵，对高校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向社会，这是高校自主办学的前提和条件，那么，这里的面向社会是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葛镇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惠农工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是其两面。应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以江西省葛镇的新农村建设状况为例,实证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关系,从中得出启示: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此消彼长,不能同时消失。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政府持续重视新农村建设,但阶段重点不一样;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素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如此,提高乡村社会自主性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长久效果的保证。

试论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社会自主性发展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自主性的充分发展。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是社会自主性增长的客观载体,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则是其主观要件,并在本质上归结为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

社会自主性与NGO的生成——基于中国NGO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分析

NGO预示了是社会而不是政府在塑造国家，一个国家（地区）当中的社会自主性程度不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地区）内对NGO的供给可能性之大小。通过对中国NGO历史发展轨迹的分析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改革目标的层次性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但是,在具体的改革实施进程中。

“三治结合”与疫情防控中的社会自主动员——以浙江省桐乡市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政府紧急动员下,基层社会迅速开展自主动员。桐乡市的“三治结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了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稳定了公众情绪,汇聚了社会资源,不仅成功完成了社会自主动员任务,而且形成了社会自主动员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党和政府的动员与引导、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双重约束,多方主体协同和发挥社会声誉的激励作用,是“三治结合”体系进行社会自主动员的主要机制。桐乡市的经验表明,健全“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可以为危机治理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基础,常态时期的社会参与能够为危机时期的社会自主动员提供有力支撑。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自主性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自主性的充分发展。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是社会自主性增长的客观载体,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则是其主观要件,并在本质上归结为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

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思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均明确规定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单位'。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对高等学校而言事关全局的改革目标,如何保证这一国标的完成,不仅需要实践做出回答。

个体理性还是关系理性？——社会自主性生成的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强势话语，社会自主性的生成一直备受推崇。然而。社会自主性绝不等同于个体理性下的社会主体性。而当前盛行以个体理性为导向的价值主张．将社会自主性等同于治理活动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并借助“基于国家理性的狭隘性批判质疑国家的治理资格”、“权力生产的线性思维”、“治理系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思维来理解社会自主性的意涵，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思维取向不仅将国家和社会二元关系对立起来，更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生成。相反，关系理性导向下的社会自主性在“国家理性认知”、“权力生成逻辑”和“治理的伦理旨趣”等方面全方位超越了个体理性的思维误区，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观的价值导向。基于关系理性的价值导向，要在融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基础上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无疑也是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必然选择。

国家能力与社会自主:20世纪50年代中日农村建设运动比较

上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相继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农村建设归于失败,而日本的农村建设却相对成功。对这种结果差异性原因的探讨应该摒弃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以及推理方式,探求运动发生的过程机制,还原制度约束下的社会行为选择,揭示制度运行与变迁的政治学基础。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推动机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

“自下而上式”是日本“一村一品”运动推动路径的主要特征。而“自下而上式”特征得以形成的基础,在于农村社会的自主性。种植品种的自主选择、销售模式的自主构建和产业方式的自主打造,构成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主要推动机制。“一村一品”运动从未脱离农村社会自主性的释放,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行政力量在协助自治的同时为农村社会自主性释放留下空间,而农村社会还具备包括农协组织、直销所组织和家制度在内的自发性组织载体。根据日本的经验,在行政与自治的关系方面,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避免预先设定领域和方向、缺乏综合性和灵活性的行政主导;在农村社会自主性释放载体的培育方面,中国的乡村振兴也应从生产和销售环节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同时以深度嵌入乡土熟人社会的农户家庭经营为根本依托,降低企业对农户的监督成本,而非优先扩大规模进而陷入高杠杆、高风险的资本化经营逻辑。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