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

社会自主性的建构并非完全是在"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叙事,其自身成长发育的"故事"似乎更为值得发现。本文试图突破社会自主性理论分析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解读,从社会自身发展的角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主性的发展缘起、现实困境和回归预设,以期从社会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寻求自我、完善自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自主性审思

社会自主性是实现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则应时性地赋予了社会自主性以新的内容,并且会在空间、角色、动力、行为、策略等方面为其提供得以发展扩张的条件。但是,社会自主性扩张也具有限度,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要以公共理性确立为引导、以制度建构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自主性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自主性:大转型的新向度——评波兰尼的《大转型》

市场对社会的脱嵌和主导发生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之中,波兰尼通过分析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揭示了市场经济下深层的社会自主性,但对如何建设社会自主性并没有给出具体分析。基于此,面对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的积极引导、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沟通、社会团体的兴盛和个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建构社会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以此使社会自主性的力量与市场、国家形成一种互补合作的关系,维护经济在社会、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的平稳发展,这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转型。

市民社会理念与社会自主性发展

本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理念的传统含义及其在当代的变化 ,认为它实际反映了人们对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经济体制的转型、民主政治的建设对社会自主性发展的意义 ,揭示了社会自主性发展的表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葛镇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惠农工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是其两面。应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以江西省葛镇的新农村建设状况为例,实证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关系,从中得出启示: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此消彼长,不能同时消失。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政府持续重视新农村建设,但阶段重点不一样;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素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如此,提高乡村社会自主性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长久效果的保证。

试论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社会自主性发展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自主性的充分发展。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是社会自主性增长的客观载体,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则是其主观要件,并在本质上归结为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自主性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自主性的充分发展。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是社会自主性增长的客观载体,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则是其主观要件,并在本质上归结为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

个体理性还是关系理性？——社会自主性生成的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强势话语，社会自主性的生成一直备受推崇。然而。社会自主性绝不等同于个体理性下的社会主体性。而当前盛行以个体理性为导向的价值主张．将社会自主性等同于治理活动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并借助“基于国家理性的狭隘性批判质疑国家的治理资格”、“权力生产的线性思维”、“治理系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思维来理解社会自主性的意涵，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思维取向不仅将国家和社会二元关系对立起来，更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生成。相反，关系理性导向下的社会自主性在“国家理性认知”、“权力生成逻辑”和“治理的伦理旨趣”等方面全方位超越了个体理性的思维误区，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观的价值导向。基于关系理性的价值导向，要在融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基础上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无疑也是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必然选择。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推动机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

“自下而上式”是日本“一村一品”运动推动路径的主要特征。而“自下而上式”特征得以形成的基础,在于农村社会的自主性。种植品种的自主选择、销售模式的自主构建和产业方式的自主打造,构成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主要推动机制。“一村一品”运动从未脱离农村社会自主性的释放,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行政力量在协助自治的同时为农村社会自主性释放留下空间,而农村社会还具备包括农协组织、直销所组织和家制度在内的自发性组织载体。根据日本的经验,在行政与自治的关系方面,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避免预先设定领域和方向、缺乏综合性和灵活性的行政主导;在农村社会自主性释放载体的培育方面,中国的乡村振兴也应从生产和销售环节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同时以深度嵌入乡土熟人社会的农户家庭经营为根本依托,降低企业对农户的监督成本,而非优先扩大规模进而陷入高杠杆、高风险的资本化经营逻辑。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关系理性:社会自主性生成的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视角,反思个体理性导向下社会自主性的生成困惑,指出要以关系理性来引导社会自主性的生成。关系理性导向下的社会自主性在"治理身份的正确认知""自治权力的科学诠释""治理的价值旨趣"等方面超越了个体理性思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观的价值导向。关系理论导向下的社会自主性要在融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关系"的三个层次上逐步推进。

金太军、鹿斌：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建构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金太军、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鹿斌在《江苏社会科学》撰文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社会自主性的现实困境存在着诸多自身缺陷，既有现代性演进中的自我迷失，也有实际应用中的权利神话；既有互动发展中的结构闭锁，也有自我行动中的行为脱轨。应该从社会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探究社会自主性发展的完善路径，推动社会自主性的回归。

社会组织自主性在我国防灾社区建设中的应用思考

本文从微观个人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探讨了社会组织自主性在防灾社区中的应用可能性,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在防灾社区中的构建提出优化策略。城市灾害频发,城市社区作为应对灾害风险的最基本防御单位,其应对火灾的能力是城市防灾减灾的关键点之一。本文以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自主性在防灾社区中的应用。从微观-个人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三个层面探讨了社会组织自主性在防灾社区中的应用过程,并从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自治、加强社区防灾意识教育、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建设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及推动灾后恢复和重建五个方面对社会组织自主性在防灾社区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

基于自主性的秩序构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管理的本质是构建以社会自主性为基础、社会自主与国家自主合作互动的社会秩序。我国在从全能型国家—总体性社会过渡为转型国家—分化性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过于依赖国家,社会自主性不足,国家又兼具自主性过度和不足的问题,难以较好协调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因此,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构社会自主性的基础;二是修正国家自主性过度与不足。国家应致力于建构创新的社会基础、民主形式、行政环境和组织条件,应把自身建设成为规范和规则的实践领域,形成社会管理组织化的秩序环境,同时应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坚持行政分权的改革,从基层汲取社会自治的正能量。

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

社会自主性的建构并非完全是在“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叙事,其自身成长发育的“故事”似乎更为值得发现。本文试图突破社会自主性理论分析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解读,从社会自身发展的角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主性的发展缘起、现实困境和回归预设,以期从社会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寻求自我、完善自我。

双向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的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社区"的双向嵌入关系,这种双向嵌入的关系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自治性有何影响成为本文的核心问题。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其自主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活动自主性、志愿活动自主性以及管理活动自主性三个方面。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权变理论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的研究贡献了自己的研究视角,而从"嵌入性"理论出发,在"政府-社会组织"互动中的"政治关系嵌入""政治结构嵌入"以及"社会组织-社区"互动中的"邻里嵌入""社区文化嵌入"均是影响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主要因素。为保障自身的自主性,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已经形成以"专业性"为主导的政府互动逻辑,以及以"对话性"为主导的社区互动逻辑的行动探索。

社会组织自主性与政府形塑——基于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政社关系阐释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是理解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相关研究先后产生了双重赋权、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服务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维度:一是政府管控如何形塑政社关系的总体轮廓;二是社会组织自主性如何推动政社关系的边界调整和权责重构。综合两大维度关于政社关系的总体讨论,从政府形塑的整体性与社会组织自主性视角,基于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发现政社关系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为核心,分为“依附”关系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服务”关系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赋权以及“分工”关系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三种基本类型。本文提出了“多元化双向互嵌”这一政社关系在新历史发展时期的路径机制,为政社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类型阐释。

科学的社会性、自主性及二者的契合

默顿学派在科学的社会性研究方面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科学体制内部微观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进步的关系,并对宏观社会因素影响科学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科学的自主性研究方面最先提出并阐发了科学界的社会规范、科学奖励制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学运行机制,有力地从科学体制角度揭示了科学的自主性,并强调了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自由的重要性。此外,默顿通过对多重发现现象和科学天才的社会学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既非完全自主因而勿需社会因素的参与,也非完全社会性的因而全部由社会因素支配,而是社会因素和科学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较之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默顿学派关于科学性质的研究仅只是初步的,但该学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从科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说,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从精神气质分析入手"研究科学与文化的关系;2.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我的第一本学术启蒙书--读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修版)

每位学者走上学术之路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学术启蒙书,比如邓正来先生的《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阅读这部书可能会给人至少两方面的启迪:一方面,研究文字应当是跟自己的生命相干的,而非干瘪的、令人乏味的;另一方面,研究者应当具有主体性,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不应是老让人牵着鼻子走。领悟到这些,会让人在学术之路上徘徊、摸不着门道者产生灵魂革命般的深刻体验快感,终生受益。

“自主性与社会性”——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当代建筑传媒发展趋向探究

在当今这个时代,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建筑类新媒体以自身独特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优势,突破传统的格局束缚,在当今的建筑界扮演了重要的文化与信息传播角色,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传播效应。本文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当代建筑传媒发展趋向进行讨论和研究,结合传媒学视角和互联网思维探讨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建筑传媒如何创新,在向社会传播建筑文化方面如何可以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