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七个技术性难题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正式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机统一。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自治面临七个技术性难题,分别是村民自治的效率难题、居民自治的权威难题、群众自治的薪酬难题、社区自治的成员难题、生活自治的合作难题、乡村治理的激励难题和城乡治理的统一难题。这些难题并非基层社会自治本质的或固有的缺陷,而是基层社会自治的实现形式难以跟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所引发的结果,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性调整加以解决或改进。

论基层社会自治

当前的基层治理结构,有自治空间,但没有自治权,是单中心(集权)权威秩序,不是多中心(分权)自治秩序。基层社会自治的建构,一是自治权的法律保障,即明确社会自治权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自治体之间的权利内涵和边界。二是政府、社会、市场等领域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主体的形构。三是重构主体社会。祛除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自治原则才可能建立起来。从基层总体治理上看,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权力结构体系,具有社会利益组织化和社会秩序维系的制度创新意义。

社会自治之合法性困境——兼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在自治过程中因受权能之限制不可避免导致其在身份、权力与行为上面临合法性困境。政府有必要通过双重负责、法制导向、民事合作、选择性限制等方式引导并监督社会合法行使自治权力,并为其权力之行使与能力之增长提供所需的伸展空间。

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自治

当代政治学所讨论的社会自治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范畴,它是作为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内容而被提出的。对于这种社会自治,不能够从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它,才会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找到正确的道路。社会自治的运动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但政府却不应当参与这种社会治理活动。社会自治将是一种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治理,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的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

关于“村官腐败”的制度分析——一个社会自治问题

对村官腐败的讨论混淆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村官不是官,他是社会自治体的成员,至少法理上如此。换言之,他的腐败恰好是因其身处两个体制——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之交界处,而且他腐败的根源恰好是现行体制治理逻辑的自相矛盾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规范失序。在腐败的村官身上体现的是官治与民治的权力冲突,前者基于的原则是国家权力,后者基于的原则是自治体的自治性与社会权力。防止村官腐败,关键是将村官双重代理身份剥离,将行政权与自治权做出区隔,并把社会自治以法治的原则确定并规范下来。

公共管理的未来——走向社会自治

"公共管理"是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从公共管理的三个主体,即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是国家和政府产生的基础。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第三部门承担的社会职能的扩大,未来的公共管理将走向社会自治。

传统中国社会自治组织探微

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独立性质的自治组织可以在许多方面获得生成且自治形式多种多样,并具有辅助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社会功能。传统中国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归因于国家中央权力下伸的有限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治自主性。但是,由于基层组织自身的只限于自我管理的封闭性以及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伦理化管理倾向,基层社会呈现碎片化状态,公民权利的成长受到了阻碍。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构建以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

本文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发育的历史逻辑、核心目标以及社会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深化之间的联动机制等问题。文章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动力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对社会整合的需要;社会组织发育的核心目标是建构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农村社会的自我规则化机制;社会组织是农村民主制度深化的重要力量,应该形成与基层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结机制。

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能力增强问题

现代社会管理创新有这样几点非常关键:一是参与主体的多元性,而不是政府一家包打天下;二是政府的管理方式要与自己的服务型政府的定位相契合,体现干预、协调的特质;三是与第一点相关联,要尽快使社会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以其自治功能的增强进而实现现实公民社会的成长建立。当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之一,是要在看待并有效提升社会的自治能力与水平上有提高、有突破,需要达成共识并加以具体实施。

更加重视社会自治

社会自治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最直接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重要特征。

社会自治组织的概念探析

社会中介组织等相似概念,不能代替社会自治组织概念使用。该概念有其独立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自治组织的本质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自治自律。该组织具有自治性、自律性、组织性、社会性、公益性、事业性、社会中介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等基本性质。确定该类组织的范围,除考虑基本性质外,还应考虑无依附关系、成员普遍、组织开放、一定规模、公共事业等原则。该类组织的常见类型主要有职业自治组织、行业自治组织、学术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综合自治组织。针对有关法律问题,学术界及国家有关部门应积极进行研究和采取措施。

现代国家建构、农村民主与社会自治——以农村社会组织建构为基点的分析

我国农村民主制度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的产物,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阶段及其要求是推动和制约农村民主发展的核心机制。然而,在国家推动下建立的农村民主制度,面临着缺乏相应的民主社会基础的难题。本文认为,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它要求农村社会在国家赋权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组织的网络,发展社会自治能力,从而与至上而下的国家的直接统治相结合,创造横向的社会认同一体化,从而将农村社会纳入可治理的市民社会中。

对社会自治施以控制的正当性及其边界——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由于社会自治体的本位主义行为倾向和自治能力的缺失,国家对社会自治行为有必要加以控制。从自然法角度看,控制的正当性由自然正义赋予;从社会契约论角度看,控制源于社会的承诺和同意;从政治理性角度看,控制行为的正外部性为其正当性提供了辩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控制是人类在社会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所以控制的正当性可以由人的社会性本质得以证明。正当的控制需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依据法治原则、遵循正当的程序。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厘清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不同属性

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概念、范畴及功能作用不同,前者是与集体土地产权相关联的行政村村民的"成员身份自治",是一个封闭性的共同体;后者是社会成员基于个人权利、民主参与所结成的自我治理、自我统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开放性的治理结构体系。对两者做出学理和政策含义的厘清,不仅具有社会治理理论建构意义,更具有社会治理实践发展意义。

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与经济法的保障

中国社会自治组织不发达存在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资金“瓶颈”,二是政府支持不够,三是法律规范不足。经济法在个体利益普遍化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其重要的主体之一就是社会自治组织。中国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对解决现实中国社会的有关矛盾,对经济法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迈向社会自治的人民调解

当前,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纠纷解决能力较低等严重问题,这既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有体制方面的深层原因。即人民调解是一种外生型和政府控制型调解,缺乏民间调解制度本应具有的内在活力。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是迈向社会自治型的人民调解,实现从外生型调解向内生型调解的转变,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