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的调查数据

社会融入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关注了吉林省流入人口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会融入感是流入者基于自身的融入意愿,根据融入过程中的客观体验,而获得的对自身融入状况的全面感受。它包括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体验和深化融入决策等三个层次。从宏观制度设置与个体行动参与两个方面探索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一方面,能否拥有居住证或暂住证、是否享有职工医疗保险、子女本地就学及赞助费缴纳情况、工作的时间与强度安排等制度因素影响着流入者的融入感知;另一方面,个体的社会参与行动、人际交往行动和回归性行动也会影响社会融入感。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ESDA的视角

利用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ESDA方法的视角,揭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水平的空间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趋同聚集特征;从局部上看,显著"热点"区域呈集中连片分布特征,主要聚集在8个中心城区及其所辐射的部分近郊区域,显著"冷点"区域呈分散分布特征,分别在浦东原南汇地区、青浦和崇明的部分边缘地带形成了范围较小的显著"冷点"区域。空间误差回归分析表明,在考虑了空间地理因素之后,经济和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空间差异产生了更为突出的显著影响。从空间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相关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隔离主要表现为学校隔离,在不同性质的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之间就处于一种空间隔离的状态。调查发现,学校作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化的主要场域,不同类型的学校蕴含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的不同社会交往逻辑。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发展同伴关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局限,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触的大部分是相同身份的同学,与本地的学生几乎处于隔离的状态,对他们的社会融入感产生了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不仅具有代际传承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互动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调查数据,文章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和本地居民的社会接纳度的结构及现状进行了探讨。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及社会作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本地居民社会接纳度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居民的主观接纳意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影响最为显著;社会地位较高的本地居民形成了对流动人口主观上排斥、客观上依赖的矛盾现象,社会地位较低的本地居民则相反;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参与对其社会融入至关重要;另外,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存在着流动人口既想融入大城市,又融入困难的尴尬现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也是漫长的、艰巨的,需要政府、本地居民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的不断努力。

老年大学建筑设计思路探索——以福州市老年大学教学楼设计为例

老年大学是应对新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精神生活乏味,帮助老年人融入社会而萌生的新兴综合性学府。文章以福州市老年大学为例,探讨了新时期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变化,老年大学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并将其落实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中。

异地创业者如何才能“基业长青”——基于社会联系的视角

企业家在全球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的全民创业浪潮促使异地创业者成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创业稳定性对个体、家庭及区域经济发展都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中国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联系对异地创业者创业稳定性的影响,验证了社会融入感对异地创业者稳定性的影响作用。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异地创业者的代际差异、收入差异、家庭结构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社会联系差异等特征对创业者创业稳定性有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一代异地创业者的创业稳定性依赖社会联系及社会融入感,新生代异地创业者的创业稳定性受到社会联系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高技术行业异地创业者的社会联系不是影响其创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低技术行业异地创业者的创业稳定性较依赖社会联系因素;流入东部和西部城市的异地创业者的社会联系正向促进创业稳定性,而流入中部和东北部城市的异地创业者的社会联系与创业稳定性不存在显著关系;此外,同学联系和同乡联系与异地创业者的创业稳定性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本研究为理解异地创业者的创业稳定性以及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有益借鉴,而探索以流动人口为代表的金字塔底层群体创业稳定性不仅丰富了创业减贫理论,也为从创业角度推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加入工会能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吗——来自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已有的工会效应研究忽视了农民工对于融入城市社会的特殊诉求,因而工会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逻辑有待深化,效应仍需评估。基于此,本文结合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加入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并重点剖析社会融入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加入工会能够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水平,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成立;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相比于80后农民工,工会对90后农民工过度劳动的缓解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证实,工会之所以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是因为加入工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感。本文是工会效应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有助于丰富工会理论,也为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提供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