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解组理论对侵财类犯罪的实证检验——基于线性回归、空间自相关与地理加权回归的分析模型

“盗抢骗”等侵财犯罪率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作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犯罪类型,探索出该类犯罪高发的影响因子,对预防和控制此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以社会解组理论的本土化检验为视角,择取2019年G省21座城市的侵财犯罪率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静态与动态的可视化分析方式呈现影响侵财犯罪率的社会解组因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水平和人口流动性是能够显著正向影响G省侵财犯罪率的社会解组因子,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呈现出犯罪热点聚集并由中心城市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规律,社会解组理论对于我国的侵财类犯罪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研究结论旨在为我国侵财类犯罪的有效防控提供宏实践观层面的循证依据。

社会解组理论视角下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

社区预防是青少年犯罪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解组理论作为一种研究区域性犯罪问题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具体的操作上,应从三方面着手进行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前端预防——改善社区生态学特征;中端预防——加强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末端预防——注重对重新犯罪的预防。

犯罪学视野中社会解组理论的学术史研究

社会解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迪尔凯姆的学术思想,芝加哥学派对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虽然社会解组理论随着芝加哥区域计划的失败而一度衰落,但近期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其成功得以复兴。尽管不同学者测量社会解组会使用不同的内容,但总体上受到三大结构因素的制约。社会解组理论存在诸多方法论上的缺陷,但对我国预防犯罪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解组理论与自杀

社会学家早期对凶杀和自杀的考察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偏离行为是相似的。然而,近些年来凶杀与自杀之间的确切联系并没有得到探讨。不过,分别考察凶杀与自杀的研究通常显示同样的结构性因素预示着两种形式的偏离现象的增多。与此同时,有关凶杀和自杀的研究显示出某种反相关关系。本文利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同时使用社会解组理论作为指南,探讨了预测凶杀的因子是否可以适用于研究自杀。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社会解组理论所总结的一些因素同样可以用于预测自杀率的升高。本文证明,有关犯罪的理论也许适用于研究自杀,从而使人们对偏离行为有更充分的了解。

社会解组因子对侵财犯罪影响及其地区变异——基于多元线性与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当前中国正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高速经济增长和急剧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研究社会解组和侵财犯罪的关系,对于预防和控制侵财犯罪,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以2015年中国长三角地区S省55个县(市)侵财犯罪为研究对象,借助Arc GIS和Geo Da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建模功能,对社会解组因子对S省侵财犯罪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不同区域的空间格局、影响因子及空间分异性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S省侵财犯罪呈现"圈层集中—北中对称—热冷交替—梯度明显"的分布格局;人口迁移和社会结构是S省侵财犯罪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支持社会解组理论的假设。

犯罪学视角下社区警务的理论基础及效果评估

从犯罪学视角对社区警务的理论基础及评估结果进行适时的总结是吃堑长智的成长阶段。破窗理论、社会解组理论为社区警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实证检验与评估研究表明社区警务能够显著改善居民对警察的满意度、降低认知的失序水平及犯罪恐惧感;无充分证据表明社区警务能够显著降低实际的犯罪率或失序水平。集体效能、非正式社会控制是核心的中介机制;利用问题解决技术为社区解决实质问题是建立社区伙伴关系的最有效策略。

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与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西南地区拐卖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安全社会学视角下命案的成因及防范——基于N省2013—2015年数据

社会解组理论肇始于20世纪初,经过了雏形阶段、完善阶段和后发展阶段,成为越轨社会学的重要理论。通过对N省2013-2015年期间命案发生的数量,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及与被害者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挖掘当前命案发生的成因与规律。以社会解组理论为视角可以发现,命案的犯案率与人口结构、传统社区纽带、道德观念的解组有关,若要减少命案,必须进行社会重构。

盗窃犯罪易发地的构成、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

本文旨在识别盗窃犯罪易发地的主要类型、影响强度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厘清地理探测器在犯罪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多源大数据,研究发现:(1)在全域范围内,37类设施均属显著的盗窃易发地,道路边界、行政边界、用地边界也是盗窃高发的边缘地带,影响力突出的盗窃易发地更具备犯罪模式理论提及的犯罪引致条件。(2)如社会解组理论所言,随着社会解组程度减弱,犯罪易发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对盗窃分布的影响逐渐下降。除低解组区外,各类设施及边界的相对影响排序基本相同。(3)因未考虑混淆因素干扰,地理探测器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作用,与负二项回归结果的吻合度不高。而结合排除控制法,将混淆因素同质化的样本进行分区分析是规避外生变异和稳健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