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许可的理论机制与实践逻辑——一个关于环境邻避项目的混合研究

社会许可是受项目影响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如何在邻避项目中获得社会认可已成为困扰公共治理的重要难题。引发冲突的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社会许可概念,将获得邻避项目的社会许可作为研究目标,从社会公平视角出发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获得社会许可中的关键作用。基于B县垃圾焚烧项目案例和心理学实验(N=820)分析发现,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重要维度,社会公平对于社会许可具有核心影响。具体而言,决策过程的程序公平和执行过程的分配公平均可助推社会许可,而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起到双重调节作用。研究还显示,公众获得感的增强是获得社会许可的长效机制。因此,社会公平需要和与之匹配的个体主观认知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化解邻避冲突,实现社会许可。本研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

公司治理视阈下社会许可对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司现有监督制度存在诸如监事会独立性、专业性不足等弊端,这些问题也大大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来看,社会许可制度中公众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公司项目的推进的特点,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完善公司监督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社会许可中完善公司外部监督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从社会政治合法性和交互式信任两个方面,来提高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质量磋商和互动。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一提两抑”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指当地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石。本研究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354+354),一个现场调查(N=520),全面考察公共决策透明(过程透明和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明确这一关系的作用边界。结果发现:1)决策过程透明与内容透明正向影响社会许可;2)政府信任调节决策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3)结果依赖调节两类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基于这些结果,作者总结出正性的“决策透明效应”以及“谨慎的不介意”和“有选择的忽视”之双缓冲作用,即“一提两抑”,以更好地理解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

矿业领域社会许可的产生与意义

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SLO)是指企业与当地社区共同参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就项目开发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由当地社区赋予或确认企业从事项目开发的社会资格或社会权利的一种社会行为。本文论述了社会许可的定义、内涵以及在矿业领域社会许可的表现形式和意义,认为在我国矿业领域推行社会许可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是促进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有力手段,而且会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煤炭产业社会许可研究——基于新闻文本的实证分析

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即社会许可。以主题为煤炭的新闻报道作为数据源,利用深度学习的长短期记忆模型(LSTM)对报道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再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分别从积极和消极的报道中提取正向和负向影响煤炭产业社会许可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正向影响煤炭产业社会许可的因素有产能优化、清洁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贡献;负向影响因素有煤电矛盾、产能过剩、供求不平衡和生产安全。根据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趋势分析,近三年来对煤炭产业社会许可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产能、清洁发展和供求不平衡。其中,清洁发展对于促进社会许可的重要性正逐年上升。此外,研究还发现生产安全问题对社会许可的负面影响会随着安全事故的增多而扩大。

环境和生态意识催生的社会许可问题:缘起与应对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民众的环境和生态意识不断提高,参与保护环境行为的积极性也不断增强。因此,项目开发方要想在某地能够顺利地实行一些可能会引发环境问题的项目,除了必要的法律许可外,还应获得并维持当地居民的同意与支持,即社会许可。没有获得社会许可的项目开发面临着多种风险并往往为此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虽然,社会许可在矿业、化学工业等相关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近年来这一概念才逐渐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重视。本文回顾了社会许可的概念起源、测量范式,以及获得和维持社会许可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社会许可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政策建议。最后,针对社会许可测量和获得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为未来社会许可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和展望。

水产养殖社会许可探析

伴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人类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对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水产品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鉴于野生资源的利用现状,几乎不可能依靠捕捞渔业来满足目前需求,水产养殖因而被视作满足水产品供需差距的一个可行选项。但是,水产养殖业自身的发展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水产养殖活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发达国家经常遭遇环保团体、当地社区和其他行业的激烈反对,正如采矿业经常碰到的情形一样。我国水产养殖业近年来遭遇的困境也验证了这一点。社会许可作为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机制首先是由采矿业发明的,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的水产养殖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机制的历史渊源、常用模式和特点以及在水产养殖业的应用途径和潜在效用等,以期为我国处理好水产养殖活动与环境保护、社区和谐及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邻避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许可经营演化机理: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邻避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许可经营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化规律,基于心理台风眼效应,以杭州市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利用网络爬虫挖掘公众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针对该项目所发表的感知、期望、态度等数据,通过词频分析、情感分析等分析方法揭示邻避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许可经营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动态变化情况。结果显示:邻避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许可经营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即越接近高风险时段,公众心理反而趋于平静。研究结果在初步厘清邻避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许可经营动态演化机理的同时,对推进我国邻避型基础设施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社会许可视角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制度的完善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目前存在高度形式化的问题,难以发挥公众参与应有的作用。而社会许可理念能够给公众参与带来一定的借鉴,如重视环境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质性价值,强调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持续性,明确公众参与主体的决策权等。在此基础上可建立“二元”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对话机制,充分利用社区发展协议等创新公众参与形式,更好地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制度。

建设项目环评制度中社会许可法权化探究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而社会许可为推进公众参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通过社会许可法权化加重公众意见和建议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分量,甚至通过赋予公众决策权来进一步推进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更好地保护公众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探讨建设项目环评制度中社会许可法权化的可行性,建构二元化的社会许可法权化机制,进一步完善许可人的知情权,设置许可人的申请权,建立许可人利益组织化机制,完善表决权的相关规定。

公司治理法视阈下社会许可制度建构

相较于传统的行政许可制度,社会许可制度的设立打破了传统管制手段的限制,为企业、政府、公民三者间构建新型和谐关系提供了可能。作为多元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社会许可制度以规制缓和的形式成为实现善治的有效途径。但单一从行政法、环境法视角构建社会许可制度过于依赖权利人主张权利,面临缺乏实定法支撑的困境。公司治理法为完善社会许可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提出以激励企业主动寻求社会许可的方式来构建社会许可制度的逆向路径。企业为主动方的社会许可方案以企业董事勤勉义务、企业声誉资本与企业公民身份理论为支撑,能够最大程度地补充公法视阈下社会许可制度的缺憾,发挥社会许可制度的价值。

PPP模式社会许可法权化探究

针对目前PPP模式公众参与制度不完善,导致部分PPP项目推进不顺利等问题,探讨在PPP模式中实现社会许可法权化的可能性,有利于PPP项目的推进和目标的实现,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因此,在PPP模式中设立相关的法律制度为社会许可提供行为规范,建立"二元"社会许可法权化机制:完善相关的信息流通渠道和反馈机制,建立许可人利益表达组织化机制,明确表决权的适用范围、适用阶段、触发条件并建立公开透明的表决权行使程序。

社会运营许可的获取机制及对我国邻避效应的启示

突破"邻避困境"需要有新的思路,"社会运营许可"为化解邻避风险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路向。社会运营许可的关键构件包括合法性、可信度和信任,可以从复杂系统、可持续发展与治理体系建设三个取向来理解。社会运营许可的获得需要以顺畅的社区成员沟通机制、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和适应本土文化的决策机制为保障,通过机制建设,以期实现邻避项目的社会运营许可从"接受"到"准许"再到"心理认同"的梯度推进。

社会性许可权的行政法建构

社会性许可权是指,受到项目影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作为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的项目企业以及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某种主张或者资格。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是一种法外权利。它不同于环境法或者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是一种具有特定属性和独立内涵的权利。将社会性许可权转化为行政法上权利的理据在于:社会性许可权不仅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实定法层面已经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行政法上的社会性许可权可以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前者主要包括知情权、评论权、申请权、动议权以及表决权,后者主要包括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获得不利决定的理由权、不受妨碍权以及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北美发达地区油气合作的非技术风险——以加拿大北方门户管道为例

非技术风险指在油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之外,其他可能会对项目开发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和问题,例如,环境保护、征地移民、劳工安全等,分为法律约束层面和社会政治约束层面,贯穿项目开发的整个生命周期。导致项目延期的原因中,涉及比例最大的是非技术因素。企业因非技术风险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巨大。加拿大北方门户管道面临着环境、社区、政治取向、政府审批等方面的问题,与原住民沟通应对失当是导致项目工期一推再推的主要原因,省际收入分配之争是项目久拖不决的又一大原因,有关本地化与项目效益评估的争论也导致了政府审批滞后。石油公司在北美发达地区管控非技术风险方面,应突出利益相关方的分析与沟通,处理好原住民问题,做好跨地区(省、州)项目的政府间协调沟通。

浅议我国绿色勘查演进路径

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绿色勘查正在全国蓬勃开展。我国现行的绿色勘查"标准",规范和引导了勘查活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国外矿业发达国家结合环境、健康、安全和社区关系管理,倡导负责任的勘查。本文通过分析矿业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绿色勘查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绿色勘查演进路径,即从当前以勘查活动中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绿色勘查1.0版本(Environment),逐步升级至2.0版本的健康(Health)+安全(Safety)+环境(Environment)"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HSE),进一步发展为3.0版本的健康(Health)+安全(Safety)+环境(Environment)和社区(Community)"四位一体"的管理体系(HSEC)。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遵循"负责任"和"最佳实践"原则。通过不断总结绿色勘查最佳实践经验,发布详细的实践指南,不断升级绿色勘查理念和标准体系,逐步使我国绿色勘查与世界先进理念和标准接轨,以负责任的勘查实践赢得社会认可。

2020年西方公共关系学术前沿

对9本西方学术期刊2020年发表的151篇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后发现,公关具有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国际传播、国家建设、民族认同、社区发展、组织倡导、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的极大潜力。围绕对话与信任、政治公关、公关历史、公关战略角色、危机传播、内部沟通、社会经营许可七大热点议题进行成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特征:“对话”继续引领西方公关学界研究热潮,“信任”成为组织-公众关系建构的核心;对灾难研究、社会变革、环境议题与公共利益的关注愈加凸显公关的利他主义、亲社会特征;公民政治参与和议题行动主义处上升势头,组织亟须在反叛性经济与多元化政治中重塑话语权,“关系导向”的公共外交深度发展,公关研究的政治化趋势日益凸显;在充满野性的社交公共网络中,社交媒体影响者作为“新把关人”主导着事实传播,理性让位于情感,作为话语和作为文化的公关在新型关系生态中发挥着大战略、战略和战术的作用。

破解拉丁美洲大型矿业项目社区问题探索:以阿根廷贝拉德罗金矿为例

拉丁美洲大型矿业项目社区问题成为阻碍我国企业在当地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梳理和总结中外矿业企业在拉美地区运营矿业项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剖析社区问题产生的根源,即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该地区发展赤字长期未能得以弥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系统性地解决问题。我国企业在拉美地区发展历史较短,在诸多方面面临经验不足、资源匮乏等短板,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借鉴其他企业成功经验,降低项目开发和运营风险、少走弯路,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我国企业通过与西方先进矿业企业尝试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开发运营拉美地区大型矿山,发挥中西方两种优势,按照现代企业公司治理模式,赢得真正的社会许可,既避免了“企业办社会”的巨大负担,又能有效化解西方企业盘根错节的利益固化、阻碍市场竞争、技术创新以及漠视公共利益等顽疾。从长远看,解决好矿业社区问题,在促进矿业社区的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全球合作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企业不断打造和改善企业长期赖以生存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同时,树立负责任企业良好形象,实现国际一流矿业企业的战略目标。

防卫过当不法判断的立场、标准与逻辑

"辱母杀人案"与"昆山反杀案"引发的争议与关注表明,我国正当防卫案件的司法裁判存在严重的个案正义困境与疑虑。为避免我国正当防卫立法沦为"僵尸条款",应当对防卫过当不法判断的立场、标准与逻辑进行教义学反思与重构。防卫过当刑法教义学应当超越法益衡量与优越的利益保护原理,以防卫行为维度的法益保护、法秩序确证与不法侵害维度的丧失法益需保护性,全面诠释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据此确立防卫过当不法判断的立场与标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当否定防卫损害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说,采纳社会伦理许可的必需说,根据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防卫结果是否为"重大损害结果"进行依次判断。正当防卫案件的司法裁判必须克服"圣人标准论""事后诸葛论""对等武装论""唯结果论"等惯性思维,根据社会一般人的通常理解与可能反应,站在防卫人防卫当时的立场,遵循"行为—结果"的逻辑进路,对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进行具体判断与实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