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体育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以两型社会试验区为例

借鉴系统学理论,采用特尔斐法,通过对指标的初选和完善,构建出区域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集各指标原始数据,对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利用层次分析法,求得区域体育竞争力的各指标及各子系统的权重。通过加权线性和法,求算出2008年——2009年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体育竞争力的水平指数,为地方政府及相关体育部门制定体育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两型社会试验区体育竞争力水平的实证研究

运用逻辑分析、德尔菲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的区域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实现了区域体育竞争力的量化评价。通过对2007年—2009年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体育竞争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2007年—2009年两型社会试验区体育竞争力水平稳步上升。其中,竞技体育竞争力呈先升后降趋势,其余各维度竞争力均呈上升趋势,且群众体育竞争力和体育产业竞争力上升势头明显。

两型社会试验区法治建设的法哲学思考

两型社会试验区是用后现代的理念实现现代化的追求,在世界历史上都缺乏现实的蓝本。基于法律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法治建设对两型社会试验区成败至关重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思考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法治发展,是具体的法治化实践展开的前提。这种思考主要从4个方面展开,并作出建议方案:法治模式宜借鉴外域自主创新,法治观念宜取功利主义,法治精神宜确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评价宜确立宪政标准。

自主创新示范区与“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共建路径研究——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型"社会试验区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和路径。通过分析它们的终极目标、发展机遇、实现途径、激励政策的一致性,探索了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共建路径在于突出产业升级,提升共建引力;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共建活力;完善政策激励,增强共建动力;培育尖端人才,夯实共建智力。并指出可以通过制定共建规划、明确共建重心、健全共建机制来实现共建目标。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状调查——以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为例

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即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活力,有助于构建多元城市文化和实现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同时,也为城市管理带来了困难,如何管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本次调查以长株潭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研究个案,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区域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企业劳动关系现状调查分析

"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确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对区域企业劳动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通过对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调查,总结分析试验区内企业劳动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原因,提出在两型社会构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整策略。

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约束条件与改革框架

该文着眼于分析武汉-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即经济发展阶段制约、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缺失、技术硬约束、文化理念落后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动安排与中长期改革框架。

两型社会试验区:约束条件与改革框架

两型社会试验区是与科学发展观相切合的新战略。其价值,就国家而言,是促进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和超越,就中部而言,则覆盖了增强经济实力与改善增长质量的双重意义。任何改革试验的成功,必须以充分理解现实条件为前提,两型社会试验区也不例外。文章提出了四个主要约束条件,即经济发展阶段制约、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缺失、技术硬约束、文化理念落后,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动安排与中长期改革框架。

“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能否提升城市低碳竞争力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基于2004—2020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来评估该政策与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城市低碳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长株潭城市群相比,武汉城市圈的低碳竞争力受“两型社会”试验区政策影响更为显著,城市规模越大受政策影响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两型社会”试验区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提升城市交通水平、加强环境保护等路径提高城市低碳竞争力。因此,应继续推进“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探索,提高政策精准度和实施力度,并由点及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制度创新经验,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自主创新示范区与“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共建路径研究——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型”社会试验区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和路径。通过分析它们的终极目标、发展机遇、实现途径、激励政策的一致性，探索了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共建路径，并指出可以通过制定共建规划、明确共建重心、健全共建机制来实现共建目标。

基于实践视角的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以湖北省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为例

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依托现代科技,运用独特的创意思维,创造多元化旅游产品的民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培育旅游新业态、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作用。根据湖北省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情况,其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产业比较发展优势、资源优势和经验累积优势。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应在旅游资源转化、旅游价值创造、旅游创意产业集群化以及旅游创意环境营造等方面下足功夫。

“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

基于2002—2017年湖北和湖南的县域面板数据,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表征农业绿色发展,应用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EBM-GML)对其进行核算,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评估“两型社会”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TF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路径发挥作用;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但会长期持续下去;试验区政策可以通过改善通讯基础设施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方式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基于此,建议进一步建设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加强农民技术培训、加大对“两型农业”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等措施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建设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是湖北省提出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决策,不仅是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回报,也是实现中部崛起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是改变当地面貌的需要,也是实现当地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从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和共生机制4个方面分析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区域旅游的共生关系,并提出了大别山区域旅游的发展战略,以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并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

“两型”社会试验区与东湖示范区建设关联度分析

2007年12月和2009年12月,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两区")先后获批。同一个城市两年内两次获批国家级改革试验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武汉要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率先在中部地区崛起,加快推进"两区"建设,最终实现"两区"的融合发展。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服务外包业

面对全球服务外包业转移大潮,长株潭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应当把握机遇,将发展服务外包与建设两型社会有机结合,通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和促进中部崛起。文章通过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劣势的分析,提出了建立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服务外包业协会,打造长株潭服务外包品牌和完善地区服务外包统计及评价体系等政策建议。

金融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试验区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处在后进状态。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主体在黄冈。这给黄冈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本文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了目前的现状和面临的制约因素,看到了黄冈的优势和潜力,提出了金融支持老区新一轮开放开发的思路建议。

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背景和意义

文章认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国家提出"两型社会"建设战略和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背景下设立的,它的设立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金融支持研究——以恩施州来凤县为例

2011年2月16日,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隆重举行仪式,率先启动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本文以武陵山地区来凤县为例,结合实地调查数据,指出当地经济发展存在资金瓶颈、农村金融供给结构单一、中小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农户信贷抵押物不足、金融知识普及宣传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有关武陵山区金融支持的改进建议。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时空变化及耦合协调特征分析——基于“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前后的对比

研究目的:定量测度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时空演变规律,分析其耦合协调特征,为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检验"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格网分析法、指标空间化模型、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结果:(1)2005-2018年,武汉市二级土地利用功能时空分异显著,农业生产功能、生物保护功能、景观保育功能总体表现为减弱趋势,产值功能、人口承载功能、建筑承载功能、气候调节功能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其中产值功能增幅最大;(2)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整体有所下降,减幅分别为23.04%和0.49%,社会功能有较大提升,增幅为66.93%;(3)3个时期武汉市土地利用总功能均值分别为0.206、0.202和0.204,呈先减后增的趋势,硚口区、江汉区、江岸区功能提升最为显著,呈现出以城市中心到外延"高-低-高"的圈层式分布格局。研究结论:"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后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良好协调区以江汉区为中心规模扩张,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增强的优化发展态势,不同行政区土地利用多功能协调性有待增强。

武汉城市圈城市用地扩张的配置效率测度与分析——“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的比较

运用Jeffrey模型,利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2000-2006年和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城市用地扩张配置效率,并分析影响因素,为提升城市用地扩张效益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各市城市用地扩张的配置效率较低且呈现差异化分布,仅武汉市城市用地扩张的配置效率(0.167)高于湖北省平均水平(0.151),各县区城市用地扩张配置效率与产业布局关系密切,2007年以后各市城市用地扩张配置效率均有大幅升高。研究发现,政府需要利用差异化城市用地扩张政策、借鉴"两型社会"试验区成立后的有效措施来巩固、提高城市用地扩张配置效率,要协调非国有经济发展,大力保护耕地,发展工业,引进优质外资,活跃土地市场,加大政府税收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