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模式的缺陷和未来

能有效节约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和交易费用,是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的两大优势,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优势也会成为劣势,不仅不能节约成本和费用,还会增加企业的代理问题,导致企业内外部成本费用的上升。因此,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模式有其适用的范围,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治理效果是不同的。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下的代际传承

不同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表现为不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安排,也就意味着将会有不同的企业传承模式。采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的家族企业,在企业的代际传承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在传承模式的选择上,以诸子均分和子承父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传承模式为主体;在传承过程上,也表现出很多自身的特征,如,没有一个明晰的传承计划、继承人个人权威和关系网络的建立在继承人培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权力交接的顺利程度受权威和家庭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家族企业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模式:社会资本治理

企业治理分为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是一种非正式治理,它是对正式治理的一种替代和补充。家族企业采用这一治理模式源于其自身经营特点以及对现实经营环境的适应,对很多家族企业来说,采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是合适的和有效的。家族和泛家族信任、家族企业关系网络、家长式权威、家族价值文化、家族忠诚以及利他主义等这些具有家族企业特色的社会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的基石,家族企业依靠这些社会资本实现企业的治理。为了实现企业社会资本的有效治理,家族企业一般会采用企业内部治理的家族化和泛家族化以及企业外部治理的关系网络化,从内外两个方面保证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论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治理

社会资本治理具有弥补市场治理或组织治理缺陷的优越性,能够有效避免在存在"有限理性"和面临"不确定性约束增加"的条件下的治理失灵,是实现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基础——基于浙中陆家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离不开农村社会中的各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当前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必须要关注的社会事实。浙中陆家村利用广场舞趣缘群体的社会关系在村内带动妇女开展垃圾分类,并依据社会关系建立“党员+农户”的垃圾分类联系小组制度,还通过熟人社会的各类人情、面子等关系来维护垃圾分类机制的正常运行,建立了系统、有效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且促进农民养成了自觉的分类行为。面对现代农村社会关系迅速变化的状况,开展农村环境治理需要修复与创造社会关系,使其能够与环境制度、行政管理、网络技术等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