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闽宁合作与区域共同富裕研究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要实现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东西协作发展一直在进行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闽宁合作就是其中的典范。本研究将闽宁合作放在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转型到新社会转型的时间转换中探讨先富帮后富、现代带传统、城市反哺乡村的跨区域机制演化,从中揭示闽宁合作何以推动区域共富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的原因和机理:从开始的帮扶到后来的协作、从政府为主导到市场、社会参与,实现了从单方受益到多方受益特别是福建各方从中受益的转变,构筑起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机制,体现了社会转型从二元分割转向多元融合的现代化新发展方向和轨迹。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郑杭生先生的社会观

在郑杭生先生的学术历程中,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到“社会转型”“社会互构”“社会运行”“社会建设”“新型现代性”“社会发展”“民族与社会的关系”等的研究,都反映了郑杭生先生始终基于社会理论和具体的社会调查,以一种家国情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来认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形成了郑杭生先生的大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和社会观,其核心代表了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和追求。郑杭生先生的研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从春秋战国开始,完成于秦汉(汉武帝)的古代社会转型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身处该转型期的统治者与学者们通过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治理模式,一举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本文通过梳理儒、法、道等古代重要思想学术流派的治国理念及其演变,深入分析各学派的治国理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践和成效,进而从“关注社会均衡”“追求教育公平”“维护法治公正”“推动创新变革”四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以期为现代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技术驱动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发展

中国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进而向“信息社会”高级阶段“智能社会”的跨越式双重转型。这种双重转型具有叠加性和不均衡性特征。驱动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引发社会时空、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变化,动力来源是物理世界“质量—能量—信息”的释放和相互转化。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分别呈现加法效应、乘数效应和指数效应增长。跨越式双重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历史使命。社会学学科设置需要面向未来适当拓展,由重预测转向重建构,纳入未来学科,建构智能社会美好生活;社会学研究理念和视角应当有所调整,变居高临下的俯视社会为置身其中的平等参与,注重拓展知识结构,更好发现和回答时代之问;社会学研究方法既要打破数据化实证主义教条,也要跳出数字化工具主义樊篱,回到费孝通“双重性格”理念,科学与人文融合并重,重构多元化的社会学方法体系和学术范式。

数字社会转型与数字社会治理:耦合、问题与对策

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社会快速转型,数字社会转型亟需数字社会治理。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结构性难题,如何通过高水平数字社会治理,促进数字社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和人民服务,提升城市软实力,是数字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基于此,在分析数字社会转型问题的基础上,构建“1346”数字社会治理理论模型和路径,并针对存在的结构性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思路与对策建议。

从立业到成家: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与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

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这种转变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15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为我们理解当前青年人的婚姻问题提供了参考。

应对社会转型的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研究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传统的社会秩序在这场变革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统武术发展而言,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阵痛”现象。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传统武术出现的当代危机进行客观分析。针对传统武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紧跟时代步伐,提倡文化回归;强化拳种意识,做到活态传承;坚持和而不同,追求中国身份。

社会转型下的非遗手工艺创新设计探究

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这种转型深刻地影响了各个领域,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这些手工艺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还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挑战。本研究分析了社会转型的特点,包括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文化多样性的增加及环境意识的提升,探讨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非遗手工艺的现状和未来。文章详细讨论了非遗手工艺如何通过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应用高科技、使用生态友好型材料以及跨界合作等策略来适应市场需求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公路神话”:湘西下瓦水村的空间秩序与社会转型

道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或物质实体,常被用来描述社会开放、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在过往的研究中,道路多被置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予以理解,其经济发展价值和政治联通功能得到了重点关照,但其精神意涵、文化隐喻以及使用者体验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将道路视为一种文化接触的场域,借由湘黔渝边界一个土家族村落中的“公路灵石”案例,对其变化轨迹(“岩爹”-“恶石”-“岩菩萨”)进行描述,揭示传统与现代文化在公路场域中接触和并接的过程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容。

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互助依赖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

区域差异显著,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事实。既有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和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相关研究,难以对我国同一社会结构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及其影响机制做出充分解释。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参与是理解我国各地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视角和关键变量。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较远,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较大,导致村民与村庄关系日益松散,乡村社会转型较为迅速;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适中,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有限,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难以完全替代,村民与村庄关系韧性较强,乡村社会转型较为平缓。在既有社会结构等视角之外,劳动力市场视角,无疑是对既有解释的进一步尝试性拓展,可以较好地弥补既有社会结构视角对我国乡村社会转型问题所遗留的解释空白。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呼应社会转型变迁

当今世界正处于工业时代以来最深刻的整体性转型变迁,社会形态加速转型为智能社会,经济形态加速转型为智能经济,由工业革命驱动的第一次现代化加速转型为由智能革命驱动的第二次现代化。由此逻辑衍生,孕育于工业革命、工业社会和第一次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以及在近代历史过程中所建构的相应知识体系,也必将同时发生深刻转型变革,以呼应这一崭新时代的转型变迁。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人类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面临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逢其时。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逻辑,是新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崇高使命,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走到世界前沿的历史机遇。

社会转型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

社会转型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都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应当从工作理念、思想引导、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推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转型发展。

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及当代启示——基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考察

工业革命被誉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入口,而技术变革位于整个工业革命的核心位置。重新叩问“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这一经典问题,意在剖解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协同演化机理,总结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基本特性,为我国因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社会变革做好准备。

政治立场嬗变视域下: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早期共产党人之比较——以刘师培、李大钊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从传统科举制中走出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呈现出善变的面貌,他们一方面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坚定信仰政治立场多变。与之相较,政治立场恒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分别以刘师培、李大钊为例,通过对比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立场的嬗变,从侧面凸显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坚守。

社会转型背景下永靖傩舞戏的传播路径

傩舞戏起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戏剧形式,其表演融汇了舞蹈、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元素,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信仰,展现了古老文化的魅力。文章从永靖傩舞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出发,探讨社会转型对永靖傩舞戏传播的影响,提出其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传播路径,如现代媒体的应用、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教育系统的传承与推广、政府政策的支持等。

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影响有组织犯罪的机理与驱动因素

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稳定性导致法律规范的更替不及时抑或供给不足,深刻地影响着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及其态势。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时期影响有组织犯罪发生与激增的因素各有侧重,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经济趋利化和政治权力异化。“唯经济至上”是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源动力”,贫富不均与社会分层是犯罪有组织化的“聚集力”,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是有组织犯罪逐利的“驱动力”,“权力异化”是有组织犯罪迭代的“助推剂”。权力作为的缺失是有组织犯罪形成非法控制的“催化剂”,权力滥用、腐败是有组织犯罪走向高级形态的“催熟剂”。

社会转型期外语教育的职业倾向与国际借鉴

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不断加快,外语水平正成为影响国人综合素质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而为了提升外语应用水平,需要以职业选择为蓝本,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创新外语教育模式。文章以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对外语教育的职业倾向和国际借鉴、启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工作对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转型、垦牧精神与乡村振兴———基于张謇在南通的经验证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促进我国城乡融合、调节工农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形态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面临着乡村社会新旧要素迭代的复杂情境。在历史时期中关于区域建设与地方振兴的实践早在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上演。垦牧实践作为近代中国一次超时代、跨领域的重要尝试,是张謇在江苏省南通市社会转型关键期于沿海垦区进行的一场综合性的社会建设活动,直接推动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通过全面解读张謇的垦牧实践,总结凝练出以“棉铁主义,实业救国”“循环发展,绿水青山”“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治地安民,心怀苍生”“教育智民,产业富农”为核心的垦牧精神内涵,进而从经济形态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综合理念契合3个方面深入分析垦牧精神助推乡村振兴的时代逻辑,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垦牧精神熔铸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路径,即在产业兴旺方面,坚持质量兴农与实业支农;在生态宜居方面,践行循环经济与绿水青山;在乡风文明方面,秉承艰苦奋斗与移风易俗;在治理有效方面,主张治地安民与心怀苍生;在生活富裕方面,推行教育智民与产业富农。进而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在时代背景、阶段定位、多维共促方面为破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提供相关启思。

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子女对父母送礼行为研究——兼论“垂直关系”和“空间距离”对送礼行为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106位成年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理解子女给父母送礼行为背后的动机及过程。在与既有礼物赠予文献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孝道文化背景下“垂直关系”和“空间距离”对子代给亲代送礼所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不同于平等个体或处于“水平关系”个体之间的送礼,子女给父母这一“垂直关系”下的送礼行为是在孝道规范下的单方面“感恩”和“回馈”行为,具有“孝意表达”和“缓解焦虑与内疚”的双重功能,在多个方面与“水平关系”下的送礼存在差别。不仅如此,“异地居住”所带来“空间距离”的增加导致子女无法依照传统的孝道规范“行孝”,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送礼行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Sherry提出的送礼过程模型,且基于“缓解焦虑与内疚”的视角开辟了代际礼物消费研究的新场域。

开放与短缺: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中的高层住宅——以重庆白象居为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层住宅发展因置身于对外开放与资源短缺的双重现实而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对1982年启动的重庆白象居高层住宅设计如何回应该现实进行历史考察。研究发现资源短缺对白象居建设有一定限制,但同时也使改革开放初期高层住宅建设模式尚未固化,白象居设计师在引入香港地区高层住宅设计经验并将其与重庆地方现实和个人灵感结合的过程中,得以积极探索高层住宅现代化的在地模式,并有效发挥住宅的社会效益。本文试图揭示“开放与短缺”并存的时代语境对改革开放初期高层住宅建设的复杂影响,为理解当时处于社会转型与过渡中的中国建筑的独特性补充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