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乡村公共空间重塑的几点思路——以绍兴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例

村庄社会整合离不开在村落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文化礼堂建设的推进保证了村民强有力的社会互动与关联,村民在这种制度化活动中不断重复着传统社区行动,可强化村落社区的记忆强度和社会关联,加强村民之间的地域和村庄认同意识,使之达到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从而推进形成一个新型村落共同体。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论纲

如果没有明确地定义传统乡村社会,那么它是否需要转型便在两可之间。文章界定和讨论了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认为,传统乡村社会转型是提升效率、改善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需要。就转型而言,稳定与效率之间均衡的意义胜于平等与效率之间均衡的意义,文章对此做历史和逻辑的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转型需要通过加深市场化改革,保持社会底层结构的活力;也需要通过行政、地政和财政的改革,改善上层结构,促进农政的现代化。

乡村“能人”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的结构呈现出深刻地转型,反映了我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能人”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使乡村“能人”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建设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我们需要为乡村“能人”的培育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疏通乡村“能人”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鼓励和规范第三部门能量对乡村社区治理的影响。

论村规民约的式微与重构

村规民约作为乡村内生的治理文本,在传统社会因皇权止于县政与乡村的相对自治、乡土中国与"熟人社会"、村庄共同体与价值认同、乡绅治理与权威性裁决机构等社会基础的存在,发挥了重要的秩序整合与规训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传统村规民约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政权下乡与下村、"后乡土中国"与"半熟人社会"、村庄共同体的消解与个体化的突显、旧裁决机构的退场与新裁决机构权威性的消解等,导致传统村规民约的治理作用逐渐削弱。基于此,进一步从村规民约自身的治理优势、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村规民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契合等3个方面分析了村规民约重构的可行性,并针对性地提出重塑"乡政"与"村治"的关系、重建公共性与共同体、构建权威性裁决机构、构建村规民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机制等重构路径,以推动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制造团结:现代乡村合作的实践理路

关乎合作的讨论往往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变迁。在乡土社会营造合作十分重要。然而,促成乡土社会的合作并非易事。现代化的乡村需要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一种指向“团结”的深层次合作。本文以一个关中村落为例,探索现代乡村合作的实践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