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导致了社会各主体法律意识的巨大变迁。其中司法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专政工具转变为民权保障;在审判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职权主义趋向于当事人主义;在对公正的追求方面表现为从重实体公正转变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

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与重铸——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社会转型期,司法承载着树立法律权威、维护公平正义与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使命,而司法公信力是这一重要使命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在此,有必要立足于检察工作实践,从分析司法公信力的内涵与特征入手,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司法权运行中出现的司法公信力缺失现状进行剖析,并就如何重建司法公信力进行探索,以期对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有所裨益。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社会转型期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纳入宪法和党章,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转型期,国家提出能动司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和屈服。而过分强调能动司法则有违法治理念,挑战着立法机关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能动司法成为了政治的奴隶,破坏了法体系的内部价值体系。厘清能动司法的利与弊、破解能动司法的消极谜题、把握能动司法积极的法治意蕴非常重要。而要想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一是要在原则上恪守司法被动裁判的本质属性;二是理清法官能动性的边界,包括明确司法解释边界和避免息诉或拒绝裁判的倾向;三是真正将一切社会矛盾纳入司法的管辖;四是要回归到制定法本身的不断完善的法治应有之义上来。

社会转型期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中国问题解析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背景下,由于理念的不清晰和制度的滞后,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存在的张力,具体表现为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具有影响力,司法权力对新闻自由有压制力,这样的张力影响了二者本应具备的和谐共赢的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和谐共赢,对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力量的高效发挥,具有基础作用,十分重要。应当从新闻媒体的自律、司法权力的依法行使,以及必要情形下司法权的容忍与让步等几个方面的强化,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互相促进共赢的目标。

社会转型期与司法工作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囿于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无论普通社会成员,还是司法工作者的观念都不能完全与变化的形势相适应,司法工作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随着转型期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权利意识以及法治观念的增强,传统的司法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对司法工作产生了新的需求,由此,司法工作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做出相应转变。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行政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行政法制"转变为"行政法治";在官民地位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民告官"到"官告民";在执法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当代中国转型期的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近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大家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当代的发展、转型与中国化问题,以及如何建设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如何解决目前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诸多理论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构建与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博大精深,富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实践性,中国社会主义经历了五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目前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来看,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根本精神和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致力于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理论内核,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理论。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些法治疑难问题,都是有所裨益的。

转型期司法过程中民意功能的迷思——兼评《民粹主义司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三千年未有之大格局”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司法的体制、机制等的转变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为此中国的司法应该向何处去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如对审判模式的讨论、对司法职业化的讨论等，这些讨论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套用方乐的话就是“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公共讨论不仅仅是一个话语的问题，一个理论话语的市场竞争与社会大生产的问题，更是一个实时性的问题，一个极具实践取向和生活意义的问题。”

社会转型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及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 ,使其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健康运行 ,又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由于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社会关系日趋复杂 ,为保证政府主导型改革的顺利进行 ,必须赋予行政主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为此 ,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加以控制 。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

社会转型期观念转变与犯罪

社会的变革,需要观念的变革。没有与之适应的观念作为社会变革的思想保护,社会变革是难以实现的。然而,作为人们对社会认识的观念,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从哲学角度讲,凡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相对立而存在。观念也同样如此,新旧、正确错误同时存在。新的正确的观念将给改造思想世界控制预防犯罪带来动力;旧的错误观念将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导致社会治安问题增多和犯罪现象的发生。 社会转型期内,由于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形成、建立之中,以致不少人对现时经济领域及其它领域内存在的种种缺陷和认识上出现偏差,走进了“金钱至上”现象的误区。观念上的误区增大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多,多种犯罪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检察机关司法实践的路径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动态治理范式,旨在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防范和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风险。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司法力量,应当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检察组织网络的基层拓展,开放包容的检察听证制度和规范运作的检调衔接机制,打造新时代检察版“枫桥经验”。尽管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人民检察工作的融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完善检察听证机制,坚持诉外治理与诉内治理相结合,通过技术赋能检察工作,持续完善融合机制,巩固融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