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信仰、自然和边疆:试论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理论

本文从李安宅与早期燕京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出发,呈现了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理论的价值论基础。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学说的影响,李安宅从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信仰的维度上,看到了以融通儒教、藏地宗教和基督教来建构一个统一文明体的精神基础的可能。李安宅指出,复活儒家礼运传统的起点要以汉地知识分子从文化自觉出发,并外化于边疆的伦理行动来实现,因为边疆在“自然”观意义上提供了祛除汉地知识分子官僚习气的社会条件。此外,综合性的区域社会建设构成了李氏边疆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维度。“区域”所指涉的文明走廊地带定义了边疆社会工作的边界范围,通过建构“区域”间的社会分工交换体系,汉地和边疆实现互惠性的交往和接触。最后,本文指出了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理论对思考新时期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文化原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水域、空间生产与边疆社会转型——以奇台为例

清代屯垦戍边以来,天山北路景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实际是王权治疆策略下的空间生产,“军控戍边”的“民治稳边”转向,促成了天山北路地方社会的形成。以奇台为例,从新疆统一后“依水建堡”到新疆建省后“以渠定庄”的空间生产,反映的是王朝权力以水域为界建构地方行政空间的过程。与此同时的空间结构化过程亦表达了政权控制框架下地方水利秩序的运作方式。以上的启示在于,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强弱在于中央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对该地区的态度。当主权意识上升时,疆域边界与权力边界往往重合。这时,中央政权对待边疆地区,更会以强手段实施之,其社会转型亦在于理念的变化之间。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边疆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研究

根据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发展需要,重新厘清了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结合边疆地区的社会现实,指出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问题,进一步提出边疆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首先,深化改革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地方职业体系和政府行政体系,从多方面重塑边疆社会工作发展体系。其次,通过社区建设赋能社会工作,提高社会工作发展水平。再次,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社会工作提供行业支持。最后,倡导多元文化服务理念,实现边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全面抗战时期边疆社会教育问题研究——以《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受列强渗透、侵略、环逼,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国民政府组建了边疆教育委员会作为边疆教育的专门咨询和建议机构,为边疆社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及措施。该委员会各成员在实地考察调研或总结自身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分析边疆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应措施。这对创设和发展边疆社会教育,推动边疆社会教育的产生、转变民众教育观念、开通民智民气等产生了积极意义。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

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反映了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随着国家界限的确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国婚姻的基础正在发生从传统社会文化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它带来了跨国婚姻性质的改变,甚至可能由此带来该区域社会稳定形态的重大转变。

论“边疆社会问题”的基本涵义和特征——基于云南边境地区突出社会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边疆社会问题"属中层理论的范畴,就其基本涵义和特征进行探索与思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的理性认识,而且对于我国边疆学与社会学本土化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谨以现阶段云南边境地区的各种突出社会问题作为实例,指出边疆社会问题是一种特定空间场域内互为叠构的社会现象,在与一般社会问题具有共性的同时,还有其差异性、互动性、民族性、复杂性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

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

行都指挥使司在明代虽然只有五个,却管辖有辽阔的疆土,设置在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区内的四川行都司就是其中之一。限于史料和研究的方法,相关研究成果极其有限。从明代卫所制度设置的基本属性和理念出发,重点利用选簿、实录、碑刻、家谱和文集等史料,并附以田野调查等手段,可以看出四川行都司内官员群体的构成特点是:世袭武官被临时抽调、来源地域相对集中,文官以贬谪者居多。行都司内的各民族划区域生活,各安生理,卫所汉族官员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以镇戍和稳定当地秩序为务;土司奉中央之命管理属民。土司内部的权力争夺和各阶层势力的消长,是引发当地动荡的主要原因,而卫所的设置并不是扰动边疆社会秩序的诱因。受卫所制度长期运行的影响,来自全国各地、扎根于边疆的世袭武官和被贬谪文官的社会生活(婚姻、家族、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透过冷冰冰的制度下一个个鲜活的家庭,可以看出六百年以来边疆社会组织的因循与演变。

云南境内的外国流动人口态势与边疆社会问题探析

随着云南边境地区的全面开放,境外流动人员开始进入云南境内,云南边境地区主要贸易口岸开始出现最早的境外流动人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境内的境外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且流向分布也向多元化发展,境外流动人口从单一国流动向多国化流动转化,从沿边境一线流动向云南境内纵深流动,境外流动人口的流向日趋复杂和多国化,境外流动人口的分布日趋广泛,且成分复杂,流动性强,给西南边疆安全带来新的隐患,值得认真研究。

从边疆社会工作到民族社会工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边疆社会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活动的重要领域,"边疆"和"民族"为二者重要的时代特征和工作范畴。本文意在考察"边疆"与"民族"的涵义演变过程,简要回顾边疆社会工作的历史,总结民族社会工作的兴起与讨论,提出并深入探讨制度视角下的民族社会工作。

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

李安宅是在以地形为基础而偏重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边疆"概念的,他非常精炼地分析了边疆和内地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这是他倡导并实际投身于边疆研究的信念来源。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李安宅是在社会学学科基础上体认社会工作的。他的边疆社会工作要义大体包括:边疆社会工作及其紧迫性和必要性、主要路径,边疆社会工作的困难和准备条件以及对边疆社会工作的展望等。李安宅对社会工作的性质、类别和趋势及边疆社会工作的探讨直面中国边疆社会现实,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开创性工作,极好地表征着那一代社会学者矢志进行社会学本土化探索的努力,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少数民族认同心理与边疆社会和谐发展研究

当前,国际民族主义势力和反华势力加紧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干扰,国内经济发展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两方面因素促使中国边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意识膨胀,对民族认同心理稳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趋势可能激化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为此必须从认同政治的视角分析研究这种趋势的发展规律,树立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认同,维护少数民族心理稳定。其中通过有计划地实施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促进少数民族民众的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整合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云南边疆和谐社会的构建

云南境内外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随着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及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边疆地区境内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不断扩大,跨境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日趋频繁。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关系到该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现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态度,直接支配着一定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对于构建云南边疆和谐社会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现代社会分工背景下的边疆经济与边疆社会治理

以边疆经济学科建设基础理论问题为切入点,现代社会分工理论为依托,分析边疆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边疆经济学学科建设、边疆经济发展需要考量的问题,以及从边疆经济发展的角度对边疆社会治理给出合理化建议。

边疆社会各阶层对民国政府“殖边”的态度和应对——以云南军都督府经营怒俅为例

1912年,为阻止英国对我国滇西北地区的进一步侵占,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派遣殖边队进入怒、俅江流域,加强对这块"瓯脱"之地的管控。对于怒俅殖边政策的实施,边疆社会各阶层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权衡,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和选择。怒俅地区土司阶层在保卫国土与维护自身统治权益的矛盾心理中摇摆;部分寨头人与民众担忧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抵制殖边队进入;怒俅边务总办官员及殖边队内部出现权力争夺,导致殖边队损失惨重。在复杂的形势下,怒俅殖边遭遇了较大的挫折,但仍取得了较大成绩,殖边行动阻挡了英国在滇西北的侵略步伐。

边疆民族心理及其对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

边疆民族心理是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它在边疆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及其民族传统文化中形成,具有朴素性、互动性、感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中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心态和宗教心理是影响边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不断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培育各民族一家人的民族感情,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新疆南疆地区信教群众宗教心理与边疆社会治理研究

通过对新疆南疆和田地区皮山县K乡的田野考察,可以看出,南疆地区信教群众对伊斯兰教浅层知识掌握较好,但深层认知度低,盲从心理严重;宗教心理的边界感明晰,排他的宗教心理较为普遍;宗教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严重,反分裂形势严峻。基于调查,我们认为从理念、组织、思路、模式、渠道、基础上应对南疆地区宗教发展的新舆情,是我国提高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大现实问题。

“保护水源地”观念与民国东祁连山区的社会治理——兼论边疆社会治理中的“非典型”观念

东祁连山脉曾长期是中国西北边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多森林、草原,自清代中叶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砍伐与开垦活动。民国时期,一种将山区森林草原视为下游绿洲水源地并要求加以保护的观念,开始在该区域社会治理的有关文献中广泛出现。民国时期甘肃省民乐县东祁连山区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这种"保护水源地"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真正目的并非是制止破坏环境,而是试图使区域社会在这种破坏中得到的利益均衡化、最大化,使政府的管制成本最小化。因此,学界对历代边疆社会治理的研究,不应只注意清晰、独特、有强大约束力的相关观念现象,类似"保护水源地"这样的"非典型"观念中往往蕴含着区域社会发展演化的深层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