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革命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命题，丰富和发展了社会革命范畴的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本文根据邓小平的系统论述，从社会结构是社会基本制度和第二次革命的根源，以及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联系和区别，论述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性质、根本问题、革命道路和动力。初步论证了第二次革命的普遍性，认为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不独是中国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各历史阶段的共同规律。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需要经历两次革命。

习近平关于“伟大社会革命”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种大历史观,思考总结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伟大社会革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系列论述,概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全部成果,阐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革命论、列宁“改良主义”革命观,谱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篇章,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潮流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历史意蕴和现实意义

2018年习近平在"1·5"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在话语上,该论断中的"社会革命",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创新性概念后的又一标识性概念。在思想上,该论断不仅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出了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又一次跃升。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社会革命思想,宣示了新时代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自觉肩负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伟大社会革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适时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品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挑战,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其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遵循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指向,坚持"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基本途径。最后,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古代社会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兼评《中国史稿》中的古代社会革命论

本文作者认为,在我国学术界流行的“地主阶级革命”、“奴隶革命”概念,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生产关系在奴隶社会母胎内形成”的提法,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把马列主义奠基人关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说明当作公式,套在古代社会革命(指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上面而得出的。作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两次社会革命以其各自的特殊规律而根本地区别开来。因此,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应用到古代社会革命上。作者并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有关言论,论证了如下的两大命题:第一,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耕农和平民是革命的主力;而在古代社会革命中,奴隶和平民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第二,在封建社会母胎内,形成了代表新生产力的革命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而在奴隶社会内部,不能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革命阶级。对历史研究中在这一方面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成就、经验与启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取得许多宝贵经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根本保证,坚守初心使命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根本立场,坚持问题导向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根本方法。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通过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发挥思想引领、政治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的作用。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实践进路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彰显深刻而丰富的内在逻辑,这一战略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创新发展,彰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性。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才能更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要以党的政治引领为社会革命举旗定向,以党的组织引领为社会革命凝聚力量,以党的作风引领为社会革命提振士气,以党的制度建设为社会革命提供保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中国观演建筑外部形态特征研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新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历史巨变。这其中,观演建筑作为承载这一时期群众生活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见证了其中的历史思潮发展,并直观体现在其外部形态特征上。该文拟通过文献查阅厘清全国观演建筑分布特征,并进一步从构图形式和风格特征两个方面对其外部形态特征展开研究,分析其不同形式背后的特定内涵与文化,既为当下建筑设计的多元化语境提供历史依据,也为相关部门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建筑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创新发展

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性和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忠实传人,创造性地在中国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要论断,深化了对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及其辩证关系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党建内涵及其方法论内容,并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了政治、思想、价值、组织、作风、制度等层面的实践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需要三点支撑:警惕“告别革命”论调、端正革命态度是前提;把握革命内涵以明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任务和使命是关键;采取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凝聚无产阶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果敢行动是保障。

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系统论分析

“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历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性工程。在系统论视阈下,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呈现出整体与要素设计的整体性、结构与功能架构的层次性、内部与外部协调的动态性等特征,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大、层次更多、结构更复杂的综合性系统。新时代新征程,要将系统思维和方法运用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突出目标指引、完善制度体系、把握实践规律、增强历史主动,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列宁“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论断的三维审视:指向、逻辑与启示——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的文本分析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经典论断,通过阐述“前夜”的现实指向,运用科学逻辑揭露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虚假隐质和垂死实质。“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启示我们:必须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中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聚焦人类价值命运关切,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做好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合作与斗争的准备。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三维考察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从理论逻辑上看,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辩证统一且密不可分。从历史逻辑上看,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历史阶段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实践逻辑上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时代价值及实践要求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征程的一条主线,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蕴含重要的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缘起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蕴含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政治优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开辟了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工人文化宫建筑空间与形式特征初探

20世纪50年代,工人文化宫建筑开始在中国广泛出现。作为一种新兴现代建筑,其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建设的一批工人文化宫进行调研,并从规划布局、平面形制、建筑立面以及构造装饰四个方面分析工人文化宫建筑空间与形式特征,为后续中国工人文化宫建筑的研究保护提供详尽的基础资料,也有助于完善中国现代建筑史,为当代建筑设计提供新思路。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宾馆类建筑立面特征研究

宾馆类建筑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展现出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转变。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年—1976年)国内诞生的一批新式多层宾馆类建筑调研,从宾馆立面构图,细部特征等进行分析,挖掘宾馆类建筑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异性,探讨其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背景的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时代实践特征。为国内宾馆类建筑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提供理论研究基础,也有助于补充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建筑文化的研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武汉历史建筑遗产刍议

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的历史建筑,无论是对现代城市的发展,还是对过去文化记忆的传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文以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的历史建筑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实例,探寻建筑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尝试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背景下的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与保护的深入思考。

历史的交汇与变奏: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互动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推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良性互动的历史。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基于生成同源、价值同构、目标同归的共生条件而具备交织同行的互动前提。在历史交汇的纵深处,社会革命目标塑写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自我革命精神融贯于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自我革命史与社会革命史交汇形成党的历史,构成了百余年来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互动逻辑。两条历史线索的纵向交汇勾勒出由社会革命激发互动转向自我革命主导互动的横向变奏图谱,交互奏演出社会革命激活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接续推进社会革命、重新开启社会革命、主动引领社会革命的互动历程。在未来的实践中,要从行动逻辑、发展策略、实践规律上解答好如何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时代论题,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中增强“先与后”的互动,在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增强“内与外”的互动,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有机统一中增强“主与客”的互动,进一步将“两个伟大革命”的叠加优势转化为推进伟大事业的显著胜势。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意涵与历史思考

社会革命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实现人的普遍解放与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史,既是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史,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图强史、发展史,也是百年大党“激浊扬清”自我革命史的写照。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需要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社会革命的逻辑维度与理论实质。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伟大社会革命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建设至关重要的历史前提。

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视域下的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革命造就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的主流本质。从北大红楼到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起始阶段,在明确社会革命目标的同时,也以坚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形成了具有深刻历史内涵与鲜明特质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征程的精神源头。中共二大是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共二大从革命客观规律出发,在积极推动社会革命以促进自我革命,为伟大建党精神注入丰富内涵的同时,也通过自我革命以应对社会革命的需求,不断丰富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涵,完善其内在要求。由此,中共二大不仅是党推进社会革命,坚持自我革命的出发点,更是伟大建党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一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进行社会革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自我革命与自我完善,不断在精神上成长的历史。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历程中熠熠生辉,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