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文章以新疆88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PSR-TSEE评估框架,探讨2000年、2010年、2018年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整体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各子系统脆弱性变化呈现波动特征,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最高,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最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呈不断下降态势。空间变化上,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南高-北部低”特征,其中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特征,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演变格局逐步由全域分布向“南高北低”变化;各子系统脆弱性耦合度较高,各县市协调度差异较大;各县市系统脆弱性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相关度略有提升。阻碍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城镇化率等,处于不同脆弱性分区的县市,其主要障碍因子及影响程度略有差异。社会经济生态基础条件、旅游业和农业发展是影响新疆县域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

干旱绿洲农业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为了配合石羊河流域治理规划,确切分析绿洲农业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本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基本原则,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干旱绿洲农业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评价模型构建对典型干旱绿洲农业区武威市1957—2008年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1957—2008年,研究区资源环境指数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趋势,而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文指数随时间均呈波动增长的趋势;(2)武威地区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经历了极弱可持续发展阶段、弱可持续发展阶段和中等可持续发展阶段。但综合来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还较低,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基础之上。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有效物质(能量、货币)平衡模型的建立及其应用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有效物质 (能量、货币 )在系统内外部转化关系建立了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有效物质(能量、货币 )平衡模型 ,定义了模型特征参数。将模型应用于 3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获得了相应研究领域的平衡模型 ,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平衡模型具有通用性 ,它对于研究复合生态系统有效物质、能量和货币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能值分析的崇明岛“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性评估

运用能值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以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和评价了1980～2003年岛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能值自给率、人均能值用量、能值密度、环境负荷率、人口承载量以及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变化趋势，并将2003年的数据进行了国内外对比。针对崇明建设生态岛的目标，分析了崇明岛的优势和不足，为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和措施。研究表明：虽然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由于缺乏经济和科技竞争力，崇明岛的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所处的长三角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但岛屿系统现状良好，运行稳定、健康、有活力，可持续性高。未来崇明岛的发展应当合理权衡和协调绎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维持系统的可持续性。

山东省土地利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及障碍因子分析

旨在为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及促进区域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本研究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入相对发展度和障碍度模型,探究了山东省17地市土地利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8—2017年间,山东省土地利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整体处于磨合阶段的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多年均值为0.63,且呈持续上升趋势,由0.54提升至0.70;各地市间耦合协调度均衡化水平逐步提高,变异系数由0.126降至0.072,但仍呈现出较明显的自鲁东至鲁中、鲁西地区递减的梯度分布差异;各地市土地利用生态、社会、经济子系统间相对发展度差异显著,至2017年,威海市同鲁中地区南部两侧及其以北构成了明显的半圈式生态滞后区;影响土地利用生态、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障碍一直占据主导,但2013年后生态影响有所增强。研究期内,山东省各地市土地利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间差异性仍较明显,尚有较大改善空间,建议各地市考虑其主要障碍因子,执行因地制宜的差别化发展战略。

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准则,采用熵权法、加权求和模型、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2005—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整体属于中度脆弱,并处于良性的发展轨道;不同类型城市的“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呈现差异化的演变特征,资源型城市和大部分城市群的脆弱性下降,省会城市由于极化效应面临着较强的风险胁迫;脆弱性指数自东向西逐渐增强,大地形单元作为自然环境本底对脆弱性分异具有重要影响,脆弱性热点区始终集中在青海省东部的黄土高原沟壑区;脆弱性评价中的适应能力维度对该区域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当前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已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化为提高可持续性,突出表现为强化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效益、调节城乡不均衡性和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居民收入差异日益凸显,经济收入的差异将导致空间也出现相应的分异,通过文献检索的方法研究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所出现的极化现象。经济-社会极化在全国范围,在一个省或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全国范围内,东、中、西三部分的经济差异明显,在同一个省范围,如广东,粤北、粤东及粤西山区的经济发展缓慢,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经济发展迅速。在一个城市内部,如上海社会-经济极化现象明显,并且其居住空间分为六种类型。

基于熵值法的城市扩张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为探究快速城镇化下城市扩张内部格局协调性.本文利用成都市2000—2016年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的相关数据,构建城市扩张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都城市扩张下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经分析得出,2000—2016年,成都市城市扩张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指数均不断升高,其中经济效益指数增长最为明显;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多数年份保持高水平耦合,协调度逐年从“严重失调”过渡到“轻度失调”.表明城市扩张过程中子系统之间虽然相互制约影响的程度较深,但内部发展仍然存在不协调现象,生态效益滞后逐渐演变成系统失协的主要原因.

在马拉维利隆圭城区发展社会-经济指标监测对结核病服务的利用程度

目的:为马拉维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NTP)发展对局部地区适用的贫穷测量指标,通过建立现有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结构图,以评价不同社会-经济学群组对结核病服务的利用程度。设计:通过对1998年马拉维综合家庭调查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关于贫穷的定量测量替代指标。通过对利隆圭城区贫民区和非贫民区进行关于贫穷的定量评价,以建立社会-经济学状态的关键指标。采用定量和定性指标对参与横断面研究的179名结核病人进行社会-经济学状态的评价。结果:贫穷的替代测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显示了相似的对病人贫穷状态评价的能力。利用定量和定性指标对病人进行贫穷评价的贫穷率分别是78%和70%。地理分析显示60%的病人来自非贫民区,只有15%(26/139)来自贫民区。结论:本研究建立了利用贫穷替代测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监测结核病服务利用可及性的策略。这对于发展循证的贫民优先的公平结核病服务而言,是关键的第一步。

关系运作与保险营销--“社会-经济”关系互构及其边界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如何互构?其边界何在?本文以中国人寿保险业务过程为例,从“关系运作”的视角考察了人寿保险“展业”与“增员”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类型、互动方式以及这两个因素对保险交易和团队招募的影响。研究发现,保险营销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边界会随着关系类型、关系强度以及关系媒介的不同而变化,进而影响保险业务的结果。以信任为导向的嵌入机制有助于建立、维护和拓展关系,这一机制模糊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边界,有助于促进业务顺利开展;而以利益为导向的脱嵌机制可能导致关系的紧张、冲突和终止,使得社会-经济关系边界变得泾渭分明,从而导致业务受阻。

四川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耦合

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分析基础上,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0—2020年四川省183个县级行政单元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各县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探究了自然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综合系统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改进管理学中的多要素权衡模型来计算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量化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内部不同系统之间的耦合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四川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先后经历了振荡期(2000—2011年)和迅速攀升期(2011—2020年),在此过程中,自然维度指数整体上比社会经济维度指数更高,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强的不稳定性;(2)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高值区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周围丘陵区和川南少数区县,从两个高值中心向四周延伸,高质量水平逐渐下降,川西北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相较于广大平原和丘陵区域仍相对滞后;(3)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作用下,四川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从低值不协调向低值协调,再到高值不协调的转变,不同时期的耦合不协调区域及其面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短板差异显著;(4)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数之间存在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关系,且这种关系在不同地貌类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山地县表现得尤为突出。

基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演变的生态流量阈值适宜性研究

针对天门河-汉北河流域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用水矛盾突出、水生态退化及经济社会发展受限等问题,基于水系统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模型,从系统层面研究河道内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应用情景模拟法,考虑高效节水、再生水利用率提高等调控措施及未来天然来水的不确定性,设置9种情景模拟2022—2035年研究区高、中、低3种生态流量阈值下的水资源供需及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结果表明:高效节水和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均有利于缓解因生态流量阈值增大而引起的区域水资源用户间的冲突问题;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建议研究区丰水年(P=2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30%~50%,平水年(P=50%)和枯水年(P=7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10%~30%;增大生态流量阈值的同时应采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调控措施。研究结果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出发分析河流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为复杂水资源系统的优化运行与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IEA国家经济-能源-环境-社会四元系统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经济、能源、环境和社会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基于46个IEA国家的样本,构建经济-能源-环境-社会(3E1S)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3E1S耦合协调度进行时间和空间差异分析。研究发现,IEA国家2000-2020年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维持在0.60~0.70之间,属于初级协调水平。若进一步将46个国家划分为14个地理亚区,可以看出各地区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趋势,总体上差异较小,但北欧、西欧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研究的结论强调了促进3E1S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协同、促进区域合作与经验交流,激励创新和技术发展,并加强耦合协调度的监测与评估。

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

推进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和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文章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泰尔指数揭示驱动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并利用趋势面映射耦合协调度全域分布。结果表明:(1)由经济发展带动水资源-经济-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综合发展指数由2006年0.29增长至2021年0.65。(2)河西走廊水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同趋势上升,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处于颉颃阶段向磨合阶段升级;协调度经历“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五个阶段。(3)区域空间异质性逐渐发展为减小趋势,2021年空间分布表现出东南部发展优于西北部格局,金昌和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发展优势区域。(4)城市化率、排污总量、节水灌溉面积对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发展起到较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对河西走廊经济-生态-水资源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方法在哲学中的引入——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马克思

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方法是现代世界的构成性要素和主导性原则,这同时涉及社会性生产及其历史变化。与之前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方法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以及哲学对其不甚重视相对,正是通过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马克思的发展,才彻底实现了其在哲学中的引入。这种引入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的面貌。从辩证法意义上可以认为,马克思否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说苏格兰启蒙运动在马克思那里才得到了最终的完成。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将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方法作为出发点及批判对象(也即对实证性因素的吸纳与超越),才得以让自身理论可以在关于现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上真正地朝向人的自由与解放。对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方法的这种考察,充分揭示了马克思工作的革命性与开创性。

基于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废旧光伏组件回收固废税和奖惩机制研究

针对当前废旧光伏组件回收经济性偏低、主体责任不明、管理政策缺失等问题,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组件“报废潮”,需要构建一个包含政府、组件制造商、光伏电站集成商、电站业主、回收处理商的三阶段主从博弈模型,探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下固体废弃物税和奖惩机制对废旧光伏组件回收量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影响,明确均衡状态下综合效益最优的税收与奖惩机制和主体定价策略。结果表明,两种政策联合实施比单独实施其中一项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好,可以帮助制造商获得基于可节约成本的额外效益,并促使其采取提升回收商积极性的回收材料价格决策,从而增加回收量和效益。

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辨识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处于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落后状态,开展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时空特征评估及关键要素识,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战略和绿色丝路建设至关重要。基于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风险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了2000—2015年尼泊尔县域尺度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厘清了影响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在县域尺度上主要集中在中低和中等恢复力水平,而中高恢复力呈由南向北逐渐降低态势,南部地区以及位于中部发展区的首都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恢复力水平相对较高;(2)2000—2015年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在不同阶段呈现波动变化状态,2005年恢复力最优,2010和2015年部分区域恢复力降低明显,系统恢复力区域间差异逐步增大;(3)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风险对系统恢复力提升的总效应分别为0.99,0.07,0.11,0.89和-0.12;按照指标影响程度来看,尼泊尔提升恢复力的关键路径主要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降低灾害风险。未来尼泊尔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交流,提升社会保障与区域均衡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及积累资本,发展生态林业并加强灾害监测及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

判断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态势对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决策参考价值。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其主要障碍因子。研究发现:我国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显著上升趋势,生态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最高但未表现出显著增长态势;2006—2019年我国沿海地区整体耦合协调度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勉强协调上升为中度协调,三大海洋经济圈耦合协调度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海洋专业专科及以上在校学生数和治理废水项目完成投资额等是制约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以陕西省延安市为例

以延安市为例,构建涵盖生态-经济-社会的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分析法和障碍度分析法,研究2012—2021年延安市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耦合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延安市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延安市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度水平很高,但协调度水平低且发展缓慢;年降水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项基础指标是主要制约因素。从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结构转型和加强顶层设计3方面提出建议,以促进延安市协调高效发展。

三峡库区坡耕地利用转型及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影响——以奉节县为例

探究典型生态脆弱区坡耕地利用转型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合理利用山区坡耕地资源、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奉节县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坡耕地利用形态转型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方法,揭示山区坡耕地利用转型的一般规律,综合定量探究坡耕地利用转型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测量对其耦合变化类型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奉节县坡耕地面积整体缩减,以廊道和边缘斑块坡耕地形态减少为主,减少的坡耕地主要向具有生态功能的林地和生态经济功能的园地转换;(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均呈增长趋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前者呈“长江河谷区高—山区低”的分布格局,后者呈“长江河谷区低—山区高”的空间格局;(3)坡耕地利用转型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响应类型可以归纳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型、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滞后型、社会经济滞后-生态恢复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偏低型5种;(4)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变化的各类型主要受到坡耕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多样性、距县行政中心距离等因子驱动,且整体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大于自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