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保护地与社区参与保护机制研究

社区保护地是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有效形式之一,通过传统知识来达到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不仅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能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综合已有的传统知识研究成果,结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分析在中国通过认可"社区保护地"来达到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可能性。

两种不同社区保护地治理与管理模式比较

社区保护地是由保护区当地社区通过习惯法或其他有效手段自愿保护当地保护区自然及人文资源、并被广泛应用的保护区社区共管共建的治理与管理方式,是当前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有益补充。对社区保护地的来源和兴起进行探讨,分析社区保护地基本情况,通过对黎光社区保护地和渠楠社区保护地两种典型的社区保护地治理与管理模式的梳理和比较,旨在为现行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社区共同治理的借鉴,优化治理机制,建立更为有效的社区保护地制度。

基于6个案例比较研究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参与保护模式解析

随着世界自然保护理念的转变,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机制也从排斥社区的消极保护模式逐步向社区参与的积极保护模式转变。选择福建武夷山、四川九寨沟、宁夏云雾山、吉林敬信、青海甘达和江西渔潭6个案例,通过比较研究,从组织体系、保护内容和保障制度3个方面解析案例形成的6类社区参与保护模式,即社区共管、社区参与管理、协议保护、保护地友好体系、社区保护地,以及自然保护小区。模式的共同点是以社区为主体,循序渐进地引导社区参与保护;不同点在于引导方式、协调机构和保障制度的差异。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背景下,从法制建设、资金保障、引导方式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对自然保护地社区参与机制提出建议对策。

社区保护地保护与新农村建设

社区保护地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的民族地区占有广阔之地。新农村建设为社区保护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而社区保护地也反过来为落实新农村建设战略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实施保障。本文从社区保护地的属性出发,探讨了社区保护地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结合的可行性,并在社区保护地与自然保护区二元保护结构分析基础上,指出新农村建设是打破二元结构,促进要素在二者之间流动,最终同时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社区保护地保护的有效途径。

社区保护地:缘起发展、地位作用与当代价值

社区保护地是世居民族基于当地传统生态智慧自发地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管理的实践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文中通过梳理国内外社区保护地的缘起和发展脉络,指出其发展贯穿于当地世居民族的生态保护实践过程中;通过对社区保护地地位与作用的分析,阐明其在保护主体、保护方法、保护对象、保护动力、保护效果等方面均与自然保护地相补充,可多方位助力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对社区保护地由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的多元价值体系进行挖掘剖析,旨在提高认知深度,为后续保护与发展奠定基础。

长青自然保护区朝阳社区兽类鸟类监测研究

我国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往往与周边社区资源利用存在矛盾,为定量研究我国2003年开始建设的社区保护地重要性,以长青自然保护区周边洋县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小区为对象,采用红外相机定点连续观测、计算分析捕获率与相对丰富度指标等方法,对兽类与鸟类种类、数量等研究,结果表明:与保护区三面接触的保护小区有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占长青自然保护区一级保护动物种数2/3;野猪种群数量因大型捕食动物缺失而较大;野生动物极易扩散至保护小区;社区保护地可缓冲人兽冲突,改善社区与保护区的关系,促进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3030目标”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初稿中,提出了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的建议目标,通常称为“3030目标”,得到了全球广泛的认可。然而仅靠正式的保护地,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在保护地外建立OECMs,即“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的思路赢得普遍认同。文章通过梳理我国实际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保护地外的保护机制,特别是国土空间规划所界定的生态空间内非保护地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机制,以及广泛存在的“社区保护地”,并提出“近自然城市绿地”和“自然友好农田”的潜在生物多样性价值,认为我国有必要建立OECMs的认证和保障体系,以支持我国“3030目标”的实现。

绿美八桂 万物共美

10月间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传来消息: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申报的《广西渠楠白头叶猴社区保护地治理建设促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案例》,从全球26个国家的2外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