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实现路径——以“五社联动”社区创新治理为背景

“时间银行”是中国互助养老模式创新的一种重要探索。该模式处于区域试点阶段并且以社区和街道作为模式运行的主要场域,各试点地区结合实际养老需求和区域老龄化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时间银行”的实现机制与特色项目,同时也在社区治理行动实践中尝试破解制约“时间银行”发展的关键问题。“五社联动”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社区创新治理模式,强调多主体参与,多方联动协同治理。以“五社联动”为背景,探究“五社联动”多方主体参与下“时间银行”的有效模式和实现路径,厘清“时间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定位、推进策略、信用保障和激励机制。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创新的逻辑与路径

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环节。限于目前社区教育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社区教育参与主体单一,社区教育 相关制度保障等问题尚需解决,社区教育面临一定困难。通过案例分析,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了社区教育的困境, 提高居民终身学习意识和主体意识、加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打造社区教育品牌,是提高社区治理创新的途径。

我国西部地区社区治理创新的多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其创新水平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立足西部地区,以历届“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中筛选的13个西部地区社区治理创新案例为样本,从组态视角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基于“三维五因”的分析框架,探索经济发展水平、社区资源、多元共治、科技支撑、项目运作等对西部地区社区治理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共治是实现西部地区社区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同时,“内生动力型”“科技助力型”和“多元驱动型”是西部地区社区治理创新的多组态路径。

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创新何以可能?——基于“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基于TOE分析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建构社区治理创新的分析指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社区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检视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数据平台建设是驱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要素,政府支持力度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从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创新的组合路径来看,政府主导型、居民需求型和技术创新型是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模式。基于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创新的效果,应注重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促进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

大数据推进新疆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产生与快速发展为新疆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提供了重大机遇。在新疆使用大数据进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是增强居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巩固民族团结、保障社会治安稳定和营造优良发展环境以及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现实需求,但也面临着党建引领大数据技术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的力度不强、对应用大数据创新“智慧社区”服务平台的关注不足、治理主体间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协同参与度偏低等问题。研究认为,应通过坚持党建引领、提高技术支持以及引导多元共治等路径,从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大数据服务平台治理功能,规范主体间治理体系并搭建横向机制等方面推进新疆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遴选赛”:社区治理创新“逐顶竞争”的组织机制研究——基于W市N街道的案例

近年来城市基层政府(街道)职能结构重心由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治理创新成为基层政府的工作要求和政绩呈现的重要机制。出于绩效竞争或管理任务完成的考量,通常街道会采取集中全力建设少数“明星社区”的策略,导致治理创新“亮点叠加”现象,因而与国家鼓励以创新推动面上治理绩效提升的初衷相违背。W市N街道通过“遴选赛”组织机制,激励所辖社区在治理创新中“逐顶竞争”,推动治理创新由点到面的转变,实现了国家鼓励基层治理创新的目标,推动了社区相对均衡发展。研究揭示了“遴选赛”机制的内在机理,“赛马不相马”,创新单位不设门槛、随机选择、机会均等,运用行政赋权、对比择优、资源吸引以及学习增能等四个机制激励社区;讨论了“遴选赛”机制被选择的原因,即主体的认知、平衡的压力、目标的可达性与创新的持续性等影响街道的抉择;拓展了“锦标赛”机制的理论讨论,进一步打开了基层政府激励社区治理创新的组织机制的“暗箱”。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也是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社区精神是基层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共识与情感认同,具有互惠性、自觉性和向善性等特征,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人际和谐、巩固党的基层政权至关重要。新时代面对治理困境,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基层政府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居民的主体性;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社区精神的宣传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精神的培育中,方能有效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

社区治理创新研究何以体现理论自觉

话语体系建构可作为理解学术研究理论自觉的观察视角。社区治理创新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对核心关键词所代表的碎片化话语的整合和型构。解读社区治理创新研究的话语建构,需着眼于核心关键词背后的实践与理论内涵。以CSSCI论文为文本,运用SATI和UCINET软件分析工具的共词分析发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领域已形成两种话语体系,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话语和以逻辑解析为导向的理论话语。前者基于对社区治理创新政策设计和实践探索的经验描述,表现为以“党建引领”为代表的政党话语、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代表的共同体话语、以“社区协商”为代表的民主话语、以“智慧社区”为代表的技术话语等话语类型;后者基于对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现象的抽象性反思和深层次探讨,表现为“党建统合”“去行政化”“再组织化”等话语形式。理论话语建构体现了研究者不断实现理论自觉的努力。持续推进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必须继续着眼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鲜活实践,保持对既有理论范式的质疑和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性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

关于M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调查研究

为促进M区加强社区管理、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调研组通过网络问卷、社区走访、座谈会、实地考察、交流等方式广泛深入了解情况,发现M区社区存在治理体系建设缺乏创新、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认为应该创新社区治理理念,将“党建+公益”融入社区治理,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引导公益创投参与社区治理,创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益创投联动机制,从而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和服务缘何“嵌套”创新——基于职能转移、政策试验与目标执行的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基层治理创新是破解“资源少、任务多”困境的密钥。在基层政府授权下,凭借社区的自主性,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区服务创新相互嵌入,形成了“嵌套”创新的创新形式。基于政府职能转移、政策试验下沉、政策目标执行的解释框架,发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塑造了“嵌套”创新的制度成因;“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赋予了“嵌套”创新的过程成因;“自由裁量”和“排序优先”激发了“嵌套”创新的权变成因。诸多成因背后也存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嵌套”创新又催生嵌套创新,揭示了基层治理创新中多项创新议题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

城市社区分类治理实践与创新——以南昌市西湖区为例

社区治理效能与治理质量,直接影响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宿感,也牵引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际走向。新时代推动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南昌市西湖区作为民政部第四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将“治理精细到小区,服务精准到群体”理念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形成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经验。城市社区分类治理在社区信息收集反馈、资源分析整合、资源配置效能与科技支撑力度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种模式

以社区调研为基础,从社会学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于多种类型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和专家参与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是主流模式,其制度优势明显,但不足在于社会被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缺少活力;市场主导模式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大,但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等问题;社会自治模式最符合居民自治原理,但缺少资源支持、最难操作、遇到的困难最多;专家参与模式由于有专家的外力支持,在制度设计、顶层设计等方面有优势,但是,容易产生外部依赖性,需要探索专家撤出后也能自我运营的模式。因此,统筹多种社会资源、激发多元社会活力、创新居民参与机制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环节,政府可以通过发挥多元力量的作用,完善相应制度设计和政策约束,进一步形成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红色业委会创新实践、困境及进路

红色业委会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广大城市住宅小区党建的创新性实践。红色业委会的核心特征是业委会中党员人数占绝对优势,为党建引领奠定组织基础。有制度合法性依据、从入口遴选和双向任职双重维度把握人员选择、规范业委会履职方式、合理设计考核标准及其奖惩机制是红色业委会得以推进的四个主要支撑性条件。当前红色业委会的创建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但仍面临诸多问题。要进一步深化红色业委会在小区党建中持续有效发挥积极作用,亟待从全面提升小区党员队伍建设水平并注重发掘与培育中青年党员、持续优化红色业委会运行机制以形成组织形式和工作效果同频共振、谨慎推行“一肩多职”以降低小区治理复杂化和一元化风险、有效填补制度罅隙以提升红色业委会的合法性水平、深化研究工作方法与沟通策略以不断提升业主对业委会党建的熟悉度和接纳度等方面着力。

新时代“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趋势、形态与动力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嬗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城市社会治理呈现出治理重心下移、资源和服务下沉、职责和权力下放的趋势。新时代,要跳出就党建做党建的传统窠臼,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和服务优势,实现融合式综合党建创新。因应这一趋势,"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推动力。通过党建引领即"党建+",以区域化党建为牵引,建立党组织挂帅、功能融合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网络,已经成为加强城市基层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标配。"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总体趋势是治理重心下移基层、资源和服务下沉社区、职责和权力下放街道,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基本形态是通过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把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融为一体,党组织挂帅,形成组织间的协作治理网络;内在动力是党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的能力。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创新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社区工作和社区治理创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我国的社区工作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基层行政体制和居委会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的新变化、新要求。创新社区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加快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组织,建立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

社区治理创新呼唤柔性领导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区是社会的最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社区治理的创新入手。实施柔性领导力是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的内在需求。柔性领导力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实现社区治理创新内在要求的功能。鉴于社区治理创新基本原则对柔性领导力的需求以及柔性领导力在社区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开发现代社区治理中的柔性领导力对于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创新类型及动因研究——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奖”的多案例研究

近年来,国家对社区治理给予高度重视,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对民政部组织评选的2013-2015年三届共55项社区治理创新案例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制度变迁动力理论的部分内容作为理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和社区治理创新动因的分析框架。按照间接动因以及收益的类型,将社区治理创新分为压力传导型、法治保障型、需求回应型、矛盾回应型、居民推动型和技术驱动型六类,并从直接动因和间接动因两个角度分析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相关因素,其中直接动因包括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压力和财政投入的增大,以及社区治理创新能够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解决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发展难题、促进社会稳定发展;间接动因包括政策文件的规定、信息技术的推动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互联网+”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会治理与信息化的融合迈入了新阶段,突出了创新的中心位置,"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极大的耦合性,代表着未来社区治理发展的技术方向。"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给传统社区的管理体制带来生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将"互联网+"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性尝试,"智慧社区"的营造与发展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章通过对南通市智慧社区的调查发现,需要从理念推广、协商合作、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等方面入手推动智慧社区建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