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我国城市社区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社区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社区建设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社区治理中的一些缺陷也暴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和探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困境并解决这些困境,以促进社区治理更好更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出发,以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环境整治行动为例,构建了一套研究社区治理困境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从治理困境发生的原因出发,针对治理行动规则、治理行动结构和治理行动过程,提出了本质困境、结构困境和过程困境等三个理论范畴。针对上述困境的不同成因和特点,本文从制度、组织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若干解决途径。

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的社区治理困境及其优化研究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区域。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建立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国家公园与原住民社区的共融共建是关键问题。文章对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系统解读,旨在明确国家公园社区治理应侧重的对象。综合而言,国家公园的社区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原住民的权益保障问题、社区利益权衡问题、社区传统生计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冲突问题、社区的国家公园认同感较低等问题。结合上述治理困境的产生原因,文章提出国家公园的社区治理应开展依托于社区内在秩序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内源式治理,发挥社区在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困境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研究

立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运用个案研究分析方法,在具体评估和深入分析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从社区社会组织微观系统层次、中观系统层次和宏观系统层面提出修复和改善处于困境中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功能,进而探究改善困境社区社会组织问题的介入成效,以便为其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专业服务。

政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效应及路径转向——基于居委会视角

加强社区治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现阶段,城市基层政府大多采用管理性介入方式进行社区治理,这种方式虽然有其政务上的便利性和实效性,但也存在削弱社区自治功能的重要缺陷。城市社区居委会所处的困境,深刻揭示了政府管理性介入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引发的弊端,因此,政府要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克服与居委会之间的路径依赖,实现治理路径转向。一是将社区政务工作上收至基层政府,在居委会设置“社区政务联络员”;二是将政府的管理性介入模式转化为类别化专项介入模式;三是建设智慧社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社区治理工作。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路径探析

城市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其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基于此,文章作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社区角度入手提出社区建设的理想——重建社区。具体落到实处就是要让社会社区化,即社区实现自治,通过民主协商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又能在大社会中和谐共存;进而在社区重建理论指导下提出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路径,即:政府授权、社区重建、组织重建、能力重建、机制重建。

新时代提升湖北基层治理能力精细化与现代化的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为加强新时代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指引了科学方向。基层作为最后一级政府的接力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快基层治理改革的关键环节。要创新基层社区治理,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在公共资源下沉与网络变迁的双重叠加背景下,城市社区逐渐暴露出一些治理困境。对此,社区治理不仅要加强党的引领作用,还要利用互联网建立线上线下合作的治理模式,同时要强化党员下沉落实落细落地,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充分激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从而促进社区治理自治化、高效化、透明化、精细化、数字化,形成资源共享、大事共谋的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偏误及体系改进——以C市Q区的实践为分析样本

当前学者对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问题——提出路径"式的研究,忽略了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定位,存在以下三种研究的误区:一是将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理解为法制化,缩小其核心功能的范围;二是将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理解为西方式的民主化,忽略了社区治理中党委政府的功能发挥;三是将社区治理法治化理解为主体的法治化,忽略了"社区治理"本身应形成良善制度与多元合作共治。当前学者理论分析进路,都是对现实的社区治理困境的回应,系"对象——困境——应对"的分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