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增能:“三社联动”模式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基于广州市J街的个案研究

“三社联动”是当前基层社区治理中探索的一种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基于广州市J街的个案研究,以“增能”为视角,探索“三社联动”模式中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变化。借助“三社联动”这一载体,专业社会工作者从个人、人际、环境三个层面开展活动为社区居民增能。认为“三社联动”最重要的是变革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搭建基层社区服务网络,在这个社区服务网络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借助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嵌入,促进社区居民自组织,并在此过程中改善社区居民自治状况。

社区增权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功能更新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历史与文化,反映了地方特色,但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函须进行改造升级。历史文化街区在空间功能更新改造中常出现历史脉络模糊、功能模糊等问题,导致历史记忆不断被削弱,街区生活品质逐渐下降。文章从社区增权视角出发,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功能更新路径,以便在城市发展中妥善处理传统保护与现代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留存历史文脉、满足现代需求。

乡村文旅发展中社区增权对村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部分乡村为例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基于社区增权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了以村民参与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探讨社区增权、村民参与、社区归属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部分乡村文旅发展现状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总结发现乡村文旅发展初显成效,但社区增权与村民参与相对不足;信息增权、教育增权和制度增权都对村民的社区归属感有显著影响,村民参与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教育增权是提高社区归属感的关键,然后提出了应增加信息供给和透明度、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以及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增权组合的有效建议。

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关系着民族复兴的进展和成效。为了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文章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引入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等变量来构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理模型,选择了湖南凤凰、湖北恩施和重庆云阳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社区增权是驱动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二,心理增权对社区增权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次之;第三,社区增权能强化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但旅游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管理者应重视社区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使其积极参与当地旅游开发,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增权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能够改善民族传统村落的风貌、提升村民收入水平。以贵州省安顺市A村为例,基于社区增权理论,采用实地调研、文本分析和深入访谈等方式,探索西南欠发达地区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村民参与状况和发展困境。结果发现:在政治增权上,整体较为协调,但是村民与开发商、村委等存在一定对抗性,村民参与权不强;在经济增权上,注重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增加就业岗位,村民与开发商在利益分配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社会增权上,A村的传统技艺的保存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传统村落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心理增权上,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都得到了提升。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 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学者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社区增权是社区参与内涵的进一步拓展,是提升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使社区参与真正落到实处,使社区居民能够真正获益于旅游发展,亟需通过不同层面的增权,凸显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主体地位。鉴于此,本研究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现状及问题,并提出通过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四个不同层面实现增权,探索村落遗产地提高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途径,以期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科学制定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建议。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增权研究——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近年来,社区增权引起国内旅游研究者关注,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情况看,需要探寻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的本土化增权理论和建议。文章以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为例,对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展开了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文章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社区去权考察方法,指出了此类旅游地的去权根源及增权途径,其中,增权途径的探讨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适度延伸,它为实践提供了可试错但试错成本又较小的方案。文章还澄清了心理权力激发型增权和制度供给型增权的前提,对于当前不讨论前提的心理增权优先与制度增权优先之争,这种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学术活动十分必要。

滨海旅游社区增权测评的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以广东阳江海陵岛为例

滨海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不一,在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权能缺失,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依据社区增权理论,构建滨海旅游社区增权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广东阳江海陵岛为对象,通过调研分析海陵岛社区参与状况及对旅游增权的感知程度。结果显示:海陵岛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状况总体处于较好和一般之间,其中政治维度的增权状况较差。根据社区增权的分析模型,提出滨海旅游社区增权优化建议。

社区增权:实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路径思考

本文在社区增权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内涵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所面临的无权状态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社区增权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本文对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区增权路径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增权重点应是经济增权、心理增权、政治增权、社会增权以及教育增权。最后,本文针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提出了社区增权的相关建议。

从社区参与到社区增权——

社区增权是社区参与内涵的进一步拓展,是提升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北京市社区图书馆为例,分析了社区图书馆建设中社区参与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通过政治、心理、社会三个不同层面实现社区增权,探索提高社区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有效途径,以期为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建议。

旅游社区增权理论研究综述

鉴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社区所处的弱势地位,本文探讨了社区、旅游社区以及增权、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增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旅游增权对象、增权途径以及研究方法,并归纳整合,指出目前旅游社区增权研究在理论、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三方面的不足,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即构建本土化增权模式和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及社区增权研究——以山东省河口村为例

文章以山东省河口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公司+村民"模式,该模式凸显了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河口村的社区参与模式保证了社区增权的实现,是一个有效的参与模式,同时,社区增权的实现也进一步推动了社区参与的纵深发展。

农户生计行为变迁的生态效应——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案例研究

中国生态脆弱区主要位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户是其最基础的社会单元,而农户在本地的经济行为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本地生态环境,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针对中国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的恢复问题,以鲁中南沂蒙山区B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和比较分析方法,对该村农户生计行为变迁过程及生态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B村农户的生计方式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的纯农业活动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期的外出务工为主的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的本地非农活动的兴起阶段。这3个阶段农户不同的生计行为对本地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有所差异,生态系统状况表现为整体上趋向改善而局部恶化的特征,而在农户生计方式的演化过程中,社区增权是本地非农活动的兴起对主要驱动力;最终提出基于农户生计行为变迁的视角对生态恢复研究是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社区增权有效推动农户生计行为的演化,但农户生计行为的演化有一定的时滞性,并提出对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普同性的解释范式应深入反思,避免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在中国的蔓延。

我国社区旅游增权理论框架及模式构建研究——基于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评述

西方社区参与模式由于其狭隘的"参与观"以及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性等理论缺陷,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运用上都陷入了困境。在我国西部民族旅游社区,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居民民主意识的缺乏、参与能力低下、参与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导致了社区参与目的单一性、参与意愿的被动性、参与方式的无效性、利益分配的弱势性等问题,而使社区增权理论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通过对西方社区增权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增权理论的概念及内涵、增权的层次、内容及路径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并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社区旅游增权理论框架模式:我国社区旅游增权在内涵上应包括"权利、权力、权能以及权益"四位一体增权理念;在增权层次上包括"个人层面的权能增权"、"组织层面的权力增权"以及"社区层面的权利增权";在增权路径上通过"制度增权"来解决"权利失败"的问题、"信息增权"来回答"怎样参与"的问题以及"教育增权"解决"参与能力"的问题。籍此形成,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包括个人增权、组织增权、社区增权三个层级;包括政治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及经济增权四维内容体系以及包括制度增权、信息增权、教育增权三条路径的较为完善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及模式。进一步研究指出,我国社区旅游增权中的"权"的内涵中"权利"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根本保障,"权力"及"权能"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技术手段,"权益"的增加是实现"社区旅游参与"的根本目标;在增权内容上其中政治增权是需要从法的高度增加社区居民参与的法理规定;在增权对象上集体增权优先于个人增权,因此必须首先进行社区权利增权,组织权力增权才会获得依据,个人权能及权益增加才会最终实现的"自上而下"(Top-down)受权体系;增权路径上必须通过宏观制度增权来实现政治增权,信息增权及教育增权才能最终得到有效实现,其中制度增权上需通过完善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土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之变革以及完善物权法,构建旅游吸引物权等手段来实现。

关于我国农村社区增权的理论探讨

本文在解释西方社区增权内涵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农村开发模式失效以及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三个方面的困境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在我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农村地区的社区增权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本文对我国农村社区增权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基于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社区建设是当前最佳选择,农村社区增权的重点应是制度增权、信息增权、教育增权以及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农村社区的首批试点地区和发展思路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社区增权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的本质需求,对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诸多因素影响,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仍处于初级阶段,居民在参与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难,参与的内容往往只涉及经济活动领域,层次低、范围窄,极少介入管理和决策层面。只有进行社区增权才能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旅游扶贫开发背景下的村民直选、社区增权与联合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东省新丰县利坑村为例

文章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编码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发现在旅游扶贫开发背景下,乡村社区可以通过村民直选制改革和社区增权措施来实现与旅游开发商联合治理、共享旅游发展权益这一目标。具体来说,在案例地社区中,首先村民通过"村民直选权"约束村委会干部的代理行为,然后村委会凭借"村民组织法"法定权力来制约开发商经营行为,而开发商则通过对就业村民及其亲属的经济与行政影响力来调节与社区的关系,三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最终形成联合治理机制,而政府将逐步退出并转型为公共行政服务提供者。这一发现有助于解决旅游扶贫开发中的贫困社区边缘化或村民非理性对抗等问题。

社区增权影响居民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旅游社区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基于社区增权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以旅游社区心理所有权为中介变量的研究模型,探讨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心理所有权、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实证研究,揭示社区增权的四个维度影响居民支持乡村旅游开发态度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增权是影响居民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心理、社会增权正向影响旅游社区心理所有权和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旅游社区心理所有权部分中介经济、社会增权与支持乡村旅游发展,完全中介心理增权与支持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对乡村旅游发展同居民态度关系的探索性研究,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增权。

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在阐释增权理论的内涵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增权层次的发展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社区增权的重点,强调要营造社区本土村民的广泛参与的条件,即培育社区资源和发展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