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公理”: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性质及其塑造

当前的城市社区研究,较少讨论社区地域空间的性质以及这一性质的塑造力量,更多地把这一地理空间当作是"无视"的实然存在。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社区研究的逻辑起点莫衷一是。通过历时地分析、探究中国城市社区地域空间在建国初期和改革时代两个不同时段的性质及其相应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两个相异的主导性型构力量,可以看出两种不同力量对社区地域空间性质的影响,社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对社区地域空间的了解和对社区性质的把握。

社区矫正的性质为社区刑罚执行

社区矫正法取消一审稿"正确执行刑罚"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性质。"刑事执行说"是对社区矫正性质和属性的混淆和误读,社区矫正具有刑事执行的属性,但不应认定为社区矫正的性质,这种解释没有法律的依据。"两高"关于缓刑犯在法定期限内应否认定累犯的批复不能引申为缓刑考验期不属于刑罚执行。否定缓刑执行的刑罚执行性质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容易误导社区矫正工作的方向。"刑事执行说"对性质本身的定义认识不清。宪法、刑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规定,对探讨社区矫正性质具有指导意义。

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及改革

社区矫正的性质关乎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针对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改革无法深入的实践现状,必须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由此引发对社区矫正有关的处遇定义、理论根基、价值理念、法律规定、国外经验的思考,最终认定其为一种综合性的非监禁处遇措施,并在正确定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构想。

论我国社区矫正性质的定位

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社区矫正制度的整体设计和社区矫正实践的运行方向,因而是社区矫正制度中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通过对我国社区矫正性质主要争议观点的反思和社区矫正性质理论基础的探寻,可以发现社区矫正既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又利用社区资源和社会力量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结合刑罚的目的和功能及我国的国情,应坚持刑罚执行与罪犯矫正的二元视角,将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为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

从身份社区到生活社区:中国社区福利模式的战略转变

社区福利是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与政策目标。本文主要由社区福利与社会福利、社区需要与社区福利体系建构关系入手 ,从社会环境与社区环境、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社区人口构成与阶级结构、街居工作范围与服务内容、街居服务对象与管理方式等分析层面 ,全面描述社区性质的变化 ,分析政治化社区向社会化社区的重大转变 ,首次说明中国社区福利由身份化福利向生活化福利模式的战略转变。

论我国新时期的边缘社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冲破城乡阻隔,潮水般涌向城市。每年春节前后,新闻媒介不断发出关于“民工潮”的惊呼。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农民如此候鸟般的迁徙流动,而不是象其他国家的农民那样在城市中定居下来?或是说,为什么中国农民在进入城市后,没有完全被城市所吸纳。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探讨

社区建设就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 ,其本质内涵是满足或服务于居民的生活需求 ;社区建设一般是由社会转型而引起 ,在当前中国社会也有其特殊原因 :从社会层面看 ,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将使政府、单位和家庭的有关或部分生活职能剥离或外移给社区。从个人层面看 ,城市的无业人口、流动人口及老年人口暂时或日趋增多将给社区建设提出愈来愈多且愈来愈高的要求 ;社会性、地域性和生活性是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 ,也是社区建设与政权建设等其他组织建设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互构关系中社区矫正对象与性质定位研究

社区矫正对象和性质是社区矫正制度中的两个基础问题。当今学界有关这两个基础问题的争议呈现的几近陷入僵局和死结状态,是因为他们或者仅在各自范畴内进行独立地研究,或者没有厘清研究的逻辑顺序造成的。社区矫正对象和性质具有互构关系,应从对象入手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当今社区矫正在对象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依附的法律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对象仅限制在四类罪犯上,对于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出发可以纳入矫正对象的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及附条件不起诉人未予规定。因此,应以发展的眼光和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为更具有开放性的非监禁性的刑事处遇方法。

关于乡镇企业布局问题的思路和政策选择

乡镇企业在宏观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性,是在其外部制度、技术条件制约下,乡镇企业追求其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过程所必然带来的结果,是无数微观的企业个体“理性行为”的产物。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