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跨县搬迁社区运行逻辑及反思——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视角

跨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是一个涉及主体、空间、要素和制度的动态复杂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J安置区为例,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主体-空间-要素-制度”四位一体分析框架,考察跨县搬迁社区的运行逻辑。“断根”阶段的行动目标是“断穷根”,此阶段社区行动更多指向迁出地传统行动机制延续及再生产;“融入”阶段的行动目标是“能融入”,此阶段社区行动主要包括就业生计、社区治理、社会适应、民族融合行动等。现实经验看,安置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延续传统生计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融入”行动重塑也面临就业生计重塑难、社区治理重塑难、社会适应重塑难和民族融合重塑难四重困境,由此使跨县搬迁社区运行呈现“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共存的实践特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从衔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出发,一方面聚焦大型搬迁安置区的现实问题,健全以属地为主、迁出地为辅的协同工作机制,完善县域公共服务,避免安置区陷入社会化“孤岛”;另一方面重塑共同体意识,健全安置区自治体系,强化搬迁群众内生动力,提前谋划过渡期结束后的社会融合议题,切实规避“扶而不退”的负面效应。

多重空间整合:易地搬迁社区工厂的发展路径——以陕西省Z县为例

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其政策环境、发展目标,以及驱动因素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社区工厂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鉴于此,文章以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为基础,提出“物理-社会-文化-心理”四重空间分析框架,对陕西Z县社区工厂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实践进行深度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社区工厂通过综合利用四重空间,在激发经济效益、实现关系联结、彰显价值引导和凝聚主体动力中找到了多元化发展路径,发挥了就业保障的社会功效。但在目前阶段,社区工厂面临着空间分离、断裂、失衡等发展困境,亟需通过统合多重空间类型、再造空间联结机制、把控空间发展重心等空间整合手段,推动社区工厂转型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政策反噬与认同危机:对易地搬迁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的一种解释

内生性治理是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关键主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导向。基于政策反噬与认同危机的分析框架,解码易地搬迁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的肇因。研究发现:第一,资源匮乏型地区基层政府对资源输入需求更甚,在压力型体制与政绩锦标赛中,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下的运动式应对来实现虚高绩效,从而置换更多下沉资源,这一过程不仅忽视了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实际需求,而且在后续政策红利退出后,政策的“外助力”转向“反噬力”。第二,外部空间环境、农户个体价值与社区组织秩序是农户在融入社区的不同阶段所需的三个支点,在实践中,空间转变与价值断裂使农户陷入“二元模糊”的初阶认同危机,继而削弱了对新秩序重构的组织化动能,秩序真空进一步带来进阶认同危机。第三,认同危机阻断了社区自治体系重建的实现路径,而政策对社区转型偏差的厘正作用并未发挥,共同引致了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这为观察和理解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转型及其自发秩序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

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研究

异地扶贫搬迁是指为了让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更好的完善,将原来定居在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恶劣、不具有基本生产与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搬离,搬迁至生态条件较好、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区域。在搬迁过程中,老年人作为一个“滞后性”学习群体,在社会融入中不仅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其子女又大多在外打工,他们在搬迁后的生活中就会存在诸多难适应、不方便的问题,因此对于这类老年人群体的权益保障是否满足他们所需,就成为了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个人、政府还是社区,都应该为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做出相应举措。

基于SFIC模型的易地搬迁社区多元共治的生成路径——以桂南A县为例

易地搬迁社区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异质性亟须跨部门合作以解决后续治理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囿于外部环境及起始条件疲软,引致催化领导失能与制度设计乏力,使得协同过程不畅以及治理效果不佳,进而影响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为实现多元共治,可通过出台制度化和组合化政策来营造外部治理环境;在“组织学习”与“赋权增能”中不断提高基层政府的催化能力,激发治理主体内生动力,夯实协同动机;通过搭建共建平台、创新共治方式及共享治理成果,实现协同过程高效;借助绩效考核、舆论与居务监督等方式,逐步完善对协同效果的监督评估。多元共治是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工作中的一种积极探索,为推进社区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T社区的数据

在乡村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T社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对数据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健康状况、做家务、家人支持和子女赡养费等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助推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和增强搬迁社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策略和思路。

地方高校服务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农村社区衔接途径研究

服务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地方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陕西省安康市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主要区域,易地搬迁93.78万人,搬迁人口约占全国10%。易地搬迁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振兴的试验田,而地方高校的专业建设指导机构、人才方案、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就业去向与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存在脱节现象。对此,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员参加的高校专业建设指导机构、知识模块化高校人才方案、重实践操作的人才培养方式、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柔性高校人才发展空间,实现地方高校与服务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之间的有效衔接,以解决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异地搬迁民族社区旅游扶贫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恶劣的生态环境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异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贵州民族地区脱贫的重要途径。异地搬迁民族社区在可持续脱贫中难免面对资金严重缺乏、移民生产技能丧失、社会权利被剥夺、"搬迁震荡"及社区冲突严重等困局。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的外在条件和内生条件作用下,异地搬迁社区可以依托整个大旅游产业体系,精准判识各移民社区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差异化地形成民族特色旅游、景区配套旅游、交通接待旅游、产业延伸旅游、农业观光旅游等特色的移民社区。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异地搬迁民族社区居民脱贫致富,不仅能够促进移民村落的经济、文化及政治的自觉,更有利于重构"社区生态",实现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

党建引领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社区治理——基于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的个案研究

实现安置居民可持续发展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有效治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基于嵌入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从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结构、功能、关系以及认知四个维度的嵌入路径,并通过其归纳出党建引领嵌入安置社区的现实经验: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覆盖以建设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优势功能以整合社区治理的要素资源,联结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情感以构建友好信任的场域关系和培育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以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性动力。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新社区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场地设施欠缺、资金少、社区体育指导员缺乏、宣传不够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以期促进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

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居民体育行为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居民体育行为进行研究,了解在搬迁到新社区后,居民的体育锻炼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指导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居民形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健康生活的方式,培养新社区居民良好的社区认同感。同时对进一步贯彻执行精准扶贫战略、构建和谐新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元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现状和路径：一个实地研究

在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是需要引起政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对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地调研,分析当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现状。基于“元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路径的思考,认为党和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社区内应当充分发挥其“治理校准”等功能,并组织社区内的市场和居民自组织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和健康发展。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双向增能:党建引领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以Y县H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治理主体的重组,新兴社区新组建的党组织能否同社区“善治”有效衔接,直接决定扶贫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经验表明,易地搬迁新社区能够取得显著治理成效的关键在于治理过程中的“双向增能”。即以党建引领“赋能”社区,以社区善治“充能”党建。二者在治理实践中的双向增益不仅是易地搬迁社区提升治理能力的主要路径和经验,也是提升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基于一个易地搬迁社区的案例研究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组织学习与赋能理论出发,发现易地搬迁社区正在走向一种契合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之路。在治理压力与治理能力的非均衡状态下基层政策企业家发挥着组织学习的"催化剂"作用。党组织和基层政府通过"党群共治"与"权能归位"方式实现向社会力量的正向赋能,而社会力量的提前进场避免了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引导社区治理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并实现向行政力量的反向赋能。由此构建了多元共建、协商共治、成果共享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格局。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实现了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有效,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乡村振兴下搬迁社区民族文化资源转化研究——以贵州省三都自治县雪花湖社区为例

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源泉,乡村振兴是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的目标。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雪花湖社区利用文化资源转化出个体发展、家庭作坊、“传承人+合作社+绣娘”、现代化企业等四种模式,为解决搬迁群众就业增收找到了突破点,培育了乡村特色产业。但还存在文化资源经济价值挖掘整理不够、缺乏资源转化环境、资源转化能力不足、文化传承面临危机等问题,需要从建设文化资源数据库、创设新型消费场景、提升资源转化能力、完善传承创新机制等方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