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组织的形态谱系、冲突演化与多维融合

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组织同时具备前现代化、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的因素,包含以规范为核心的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以习俗为核心的前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以虚拟和解构为核心的后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上述共存的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表现为道德习俗与法律规范的冲突、解构与建构的冲突、寻求共识的目标与不同利益差异的冲突。对此,可以以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为核心,发挥前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的道德优势,提升现代社区治理组织的道德正当性;发挥后现代化社会治理组织的技术优势,强化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的高效处理能力;展开对法律和规范的学习和认知,发挥意识形态在价值整合中的核心作用。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分析框架,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双重赋能角色的驱动、社会组织发展束缚破解的推动、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的拉动,其在实践中主要面临数字阻力、主体约束和结构掣肘等三个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环境建构与组织形态所形塑的复合情境,从环境、组织、技术多维度建构复合赋能模式。

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生成及应对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因治理手段不当、治理能力不足或治理资源缺失,形成了以日常生活性风险、社区秩序稳定风险和治理主体公信力流失风险等为主要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风险。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客观存在,给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形成,与城市社区治理规模过大、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资源有限和治理规范不足等要素密切相关。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增强城市居民社区生活体验感和治理成效获得感,需要对城市社区治理风险进行分类治理、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整体治理。

刚柔并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基于C市X社区的考察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本质上是一个重塑治理结构和嵌入治理价值的过程,既涉及结构、规则和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也涉及情感、文化和精神等柔性治理要素。既有研究遵循“主体—结构—行动”或“利益—情感—文化”的逻辑,分别探讨刚性治理要素或柔性治理要素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作用,对于实践中两种治理要素如何协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还缺乏足够解释力。以C市X社区为例,系统呈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过程和策略特征,借此架构出一个解释性框架。该框架包括根本性的刚性治理要素和辅助性的柔性治理要素,其中刚性治理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划定了行为边界,柔性治理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内在黏合。两者相辅相成,借助外刚内柔的行动路径赋予了社区治理共同体互动性和能动性,借助以柔化刚的行动路径赋予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合法性和行动力。

开放式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对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基于fsQCA的双平台对比分析

基于平台治理视角,选择以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创立的开放式创新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两类社区治理机制影响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多重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社区监管是两类社区实现高知识共享行为的共同必要条件;二者存在一个由引导机制和约束机制构成的一致组态;用户嵌入、知识保护在促进二者知识共享行为中的作用存在差异。

迈向“共治”: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评述

城市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载体,而且是多元主体紧密互动的枢纽平台。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社区建设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模式及结构近年来经历较大转变,基于多元主体协商的“共治”模式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趋势。通过梳理国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文献,从内涵演变、主体关系、模式演变、制度结构等4个维度,识别了社区治理在中国语境的概念化特征。21世纪以来,中国社区治理各行动主体间关系体现了从“一元结构”向“多元共治”的转变,相关研究内容与近20年中国社区发展政策及制度体系的变迁紧密相关,体现为政府统筹建设、多元主体分化、数智精细治理3个发展阶段。最后,在本土化理论创新、跨学科视角转向、技术化综合应用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社会工作融入农村社区治理的优势及困境研究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治理领域核心问题之一。农村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一基础性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稳定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开展。应根据社会工作融入农村社区治理的优势和困境,构建相应的对策,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困境及路径探索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指向性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的客观选择,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城市化进程加快与社会结构分化给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带来很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关系混乱、社区人才匮乏和自治力量薄弱等多重现实困境。文章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内涵的探讨,基于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困境缘由的剖析,借此探索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迈向社区治理共同体:心理社区感的潜在价值及实践路径——基于华东某市LS社区更新的考察

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版图中,社群心理的视角颇受关注,对于社群心理特征的具体内涵、角色功能等核心议题尚未形成定论。心理社区感是社区群体心理的集中体现,在构建心理社区感内涵的基础上,以华东某市LS社区更新为分析案例,探讨了心理社区感在迈向社区治理共同体进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根据人-社区互动机制,心理社区感的内涵包括社区身份、社区联结和价值共享三个方面。心理社区感是治理共同体能力特质的基础禀赋,是促进社区参与的内在动力,同时,社区赋权与回应强化了心理社区感助力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价值。研究构建了心理社区感的理论内涵,弥补了这一概念在本土研究中的“缺位”;强调了人-社区之间的关系特征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中的价值,为未来治理共同体的创新建设提供了启发。

公益集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创新实践——基于上海市南桥镇光明村的调查分析

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超大城市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上海市南桥镇光明村的公益集市是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成果。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居民需求表达、积分规则、操作机制等,是促使公益集市运转起来的重要动能,但是基于公益集市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序建构,还需厘清基层政府角色、加强村委会的动员力、提高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强化第三方数字赋能,进而助推多方协同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S省T市“1236”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

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是当前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加强创新实践,以提高社区治理有效性。S省T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创新推出“1236”社区治理模式,取得显著成效。但从T市社区治理实践来看,依然面临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居民参与意愿不强、社区差别大资源不均衡等问题。为此,要通过以下举措提高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效能:一是充分放权赋能,提高社区自治功能与能力;二是完善职业体系,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三是加强文化营造,建设充满活力的社区共同体;四是整合各方资源,加强社区规范化建设。

扁平化治理塑造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有效?——基于元治理理论的分析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社会风险抵御能力、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而在“社区公共精神式微、居民主体性缺乏、兼任‘行政’和‘自治’事务的社区主体囿于效率压力与合法性争议”的行动困境下,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通过对X市Y区扁平化治理改革的案例研究,以元治理理论为支点,构建“主体—工具—场域”分析框架,剖析目前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在“主体角色重构、治理技术运用、情感场域搭建”方面存在的困境,探究“元长者”如何完成“治理网络”的有效构建,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塑造与凝结。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基于实景三维的社区治理应用研究与探索

实景三维(3D)中国建设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新一代的3D时空框架,面向社区治理应用的需求,本文分析了社区治理实体的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和专题特征,构建了基于实景3D的社区治理实体数据模型,提出了多源多态融合的社区治理实体数据组织和表达方法,面向社区领导、管理者和居民的察情、善治和宜居需求,打造了社区运行态势实时掌控、赋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和社区治理服务智慧升级三大业务场景,探索了实景3D成果支撑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能力。

“大抓基层”导向下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典型实证

“大抓基层”的导向要求将党建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固本之举。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基本逻辑的指导下,有两种典型路径即嵌入式治理和整合式治理在实践得以采用。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研究,城市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以问题导向为根本出发点、以群众广泛认同、参与、行动为工作落脚点、以聚合多元治理主体为根本途径等方面。

社区治理场景下的志愿服务参与机制研究

随着基层治理规模和治理复杂性的上升,志愿服务在推进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渐显。社区是一个由多重场景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社区治理同社区场景息息相关,场景理论为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社区治理的场景要素,“物质-主体-价值”三重维度构成了志愿服务的参与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揭示了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还阐述了其通过平台驱动、多元参与和情感互动三个方面,多层次、多维度促进社区治理的具体参与机制。其中,内含“人力与物力相结合”“情感与理性双重驱动”的创新实践机制。这启示实践者,在社区治理场景中应注重发挥志愿服务的多维作用,既要加强物质基础的建设,又要促进多元主体的联动;既要关注理性制度的完善,又要重视情感纽带的构建,以此建立起一个既适宜又高效的社区治理体系。

城市微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研究进展及实践模式探索

基于微更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研究是当下风景园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利用CiteSpace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和文献分析,审视和总结在空间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演进过程,研究涵盖了空间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概念界定、历程进展及研究热点分析。在实践领域,以笔者团队直接进行的代表性案例来探讨以社区花园为载体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和治理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机制的改变和对社会发育的影响。认为风景园林学科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强调以立足自然空间生发的参与式社区规划为实践载体开展共建共治,未来研究与实践的关键领域是在地组织培育、社区治理数字化及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搭建等。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数字化陷阱”

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场景中,大量数字技术应用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可能会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率,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大量数字技术引入城市社区场景,而没有重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相互融合,那么它将可能会使各种社区力量和社区组织陷入各种类型“数字化陷阱”。具体而言,城市社区居民可能面临的“数字化陷阱”是“数字残缺”;社区管理力量可能面临的“数字化陷阱”是“数字错位”;社区市场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可能面临的“数字化陷阱”是“数字失败”。唯有高度重视各种类型“数字化陷阱”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才能保证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的顺利进行,才能真正改善城市社区环境和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

治理锦标赛何以影响地方政策创新扩散?--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

政策创新扩散有助于缩减政策创新成本并规避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以追求治理绩效为导向的锦标赛对地方政府在治理领域的政策创新扩散产生重要影响。以民政部批复的四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试点为考察案例,基于“锦标赛”理论,构建包括竞赛标尺、竞赛禀赋、竞赛锦标与竞赛结果在内的“治理锦标赛”分析框架,对社区治理场景下的政策创新扩散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根据竞赛标尺的变化选择所关注的政策重点,竞赛禀赋的差异致使政策创新扩散呈现区域性特征,竞赛锦标及其正向收益是持续强化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动力源,竞赛结果在治理锦标赛作为激励机制的背景下表现出求新求异、遍地开花的政策再创新现象。其政策启示在于,为有效控制治理锦标赛机制在地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需合理设置竞赛规则,准确定位竞赛目标,优化政策创新扩散路径,做好竞赛过程的引导宣传工作。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基于对全国11个省份1137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3个维度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年龄和政治身份的群体差异,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仅显著影响了非党员群体的社区治理参与,而对党员群体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村域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公平感提升和支持获得状况改善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要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作用,须打造社区参与平台及空间,为积累村域社会资本提供土壤;还须通过培育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村域社会资本的积累,延续村域社会资本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