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研究

回族社区法文化作为千百年来回族群众智慧的结晶,影响和规范着每一位回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是回族群体共同意志的体现。从历史上回族社区的形成及其文化变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的渊源,可以看出回族社区法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

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协管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京司发[2023]42号)

各区司法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安办,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关于印发<北京市街道(乡镇)城市协管员规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社委社工发〔2022〕25号)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协管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京办字〔2019〕87号)精神,进一步充实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力量,积极推进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城市协管员队伍建设,提升工作质效。根据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对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城市协管员队伍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社区矫正法》生效后法院履职转变的实证研究

《社区矫正法》对法院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增加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听取社区矫正对象的申辩等内容。法院履职发生了较大转变,既有法定履职层面的“刚性”转变,也有理念层面的“软性”转变。应立足该法生效后的大背景,针对法院履职的显性与隐性变化问题展开实地调查,全面了解实际运行状况,科学把握工作中采取的一些积极探索举措。针对履职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相应的完善对策包括树立新理念、进一步完善审前调查评估制度、全面系统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延伸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等。

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历经二十余年的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社会工作者作为法定的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之一,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已经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是,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者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低、角色定位不清、素质参差不齐、人员配比不等、工作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应立足我国国情,以《社区矫正法》为法律依据,结合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状况,采取强化宣传引导、明确身份职权、规范人员管理、健全激励机制、加强经费保障等针对性措施破解困境,以推进社区矫正领域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助力社区矫正工作持续有效推进。

“法维拉”的形成、现状及治理困境——以巴西萨尔瓦多市贫民窟社区为例

长期以来,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形成社会隔离。在作为贫民窟的“法维拉”社区内,贫困、失业、公共健康、毒品走私、暴力犯罪以及空间隔离措施诱发的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对城市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日益凸显,致使对抗性的社会运动不断发生。多年来,萨尔瓦多市政府尝试通过住房政策干预来化解“法维拉”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发展中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外部住房政策与经济生产联系、社会文化背景和弱势群体权益的不匹配,无疑是导致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及其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检察机关主体不明确、检察监督侧重于事后监督、检察内容存在片面性、监督手段缺乏刚性的问题,不利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应当从制度和理念两个层面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制度层面要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规范、建立“派驻+巡回”的检察制度、将事后监督拓展为全过程监督,切实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理念层面检察机关要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以精准监督理念引领高质量检察监督,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导向开展监督工作,树立系统观念,提升社区矫正工作实效。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闽常综〔2022〕23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社会工作对《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的回应——基于“北京模式”调查

《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工作界在欢呼社区矫正领域服务的春天即将到来。鉴于"北京模式"在全国的广泛影响力,笔者对北京近年社区矫正领域购买社工服务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不如预想那么乐观,长期坚持下来的凤毛麟角。社区矫正机构虽然极其需要协管员社工的协助,然而他们对专业社会工作却持质疑态度,其中经费是关键制约因素,专业司法社会工作培养不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本文认为,需在立法中明确建立常规经费之外的预算用于购买社工服务,司法系统公务员及事业编制岗位上应设立专业司法社工岗位,招聘协管员时应偏重社工等专业背景并加强培训,购买服务应在区县级以上进行,并瞄准重点对象进行帮扶。

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及其立法贯彻

社区矫正对象与监狱服刑人员一样,属于“犯罪(受刑)人”群体。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必须突出对矫正对象权利的保障。鉴于社区矫正立法的阙如,在中国未来的社区矫正法中,应明确肯认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并在规定社区矫正实施机构的管理职权和社区矫正对象的义务与权利等方面,要创设人道、科学、系统化的制度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权利。这既是落实宪法和有关国际人权规约的立法要求,也是革新社区矫正制度的根本价值所系。

城市社区软法之治——以上海市Y居民区《住户守则》为例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其运作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硬法,也包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发挥柔性约束作用的软法。作为社会治理基础性规范的城市社区软法,其价值定位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发展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体现为整合社会秩序,在个人层面体现为调解居民纠纷。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发育基础为公民公共精神崛起,社会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效力基础为集体认同建构,三者的共同作用保证了软法的创制、实施和运行。城市社区软法之治借助法律吸纳、组织嵌入和宣传内化等嵌入机制,实现其效力发挥与教育内化的目的。厘清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价值定位、作用基础与嵌入机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确立社区治理的方向与目标、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中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虽然有很多内容可圈可点,但也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社区矫正性质。《征求意见稿》没有规定社区矫正性质,建议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第二,关于危险管理。危险管理能够有效保障社区及公众安全,为保障社区及公众安全,建议规定危险管理制度。第三,关于教育与帮扶。为了使教育与帮扶工作因人而异,建议规定矫正需要评估与矫正项目制度。第四,关于强制权规定。为了提高社区矫正机构对服刑人员的管控能力,建议授予社区矫正机构对服刑人员予以准监禁的权力。

规范与理念: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治化转型——以《社区矫正法》为视角

《社区矫正法》的出台正式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始由“法制化”向“法治化”转型。作为社区矫正重点工作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亦应积极回应此次转型。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治化转型应构建完备的未成年人矫正制度法律体系,遵循区别于成年矫正对象的价值理念,并在加强矫正机构专门化、矫正工作人员专业化、矫正措施特别化、监护人职责法律化以及相关部门配合规范化等方面推进法治化转型。

美国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法评析

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第一个颁布《社区矫正法》的州,可谓是美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祥地。其社区矫正制度体系之完备,机构之健全,管理之科学,类型之多样,值得我国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加以借鉴。本文就该州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指导思想及理念、基本概况及特点进行了适当的阐述,并对有关借鉴意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社区矫正与刑事法的修改完善

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由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社区矫正工作已出现了从政策到法律的嬗变趋势;而循序渐进和稳妥严谨的立法模式是社区矫正立法更为科学、可行的选择,即从刑法、刑诉法的附属性规范以及部门规章进化到独立且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基于法治精神和人权原则,刑事法律修改与未来《社区矫正法》制定的重心不能仅停留在将刑事执行权合理分配到各矫正机构,而应特别关注如何科学设置各种机制进而保障矫正机构合法履行刑事执行权,尤其是应重视社区治理,促成社区矫正从"在社区内矫正"到"依靠社区的矫正"的根本转变。

论社区矫正的恢复性选择与路径创新--以《社区矫正法》的实施为契机

随着《社区矫正法》的出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日益完善,但社区矫正实践却面临着从"管得住"向"改得好"转变。恢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在理念和价值追求上有着天然的契合,为社区刑罚执行提供了一种策略选择。当前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着恢复性司法的现实需求,但全面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社区矫正法》的实施将为我国社区矫正中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提供新契机。首先,通过培训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理念从惩罚向惩罚与恢复并重转变,通过宣传促进民众对恢复性司法的认识和支持;其次,为社区矫正设定恢复性选项,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促进社会服务的恢复能力;最后,尊重当事人意愿,确保和解的真实性,以过程性评估为主,科学评估社区矫正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效果。

《社区矫正法》实施效果考察

《社区矫正法》施行以来,恢复性司法理念获得认同,司法行政机关从事社区矫正“合法性危机”得以化解,社区矫正工作体制基本建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及时跟进;但在刑罚理念、法律修缮、机构设置、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与立法预期、社会期待还有差距。为此,立法部门应梳理与修缮现行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应尽快设置区/县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机构不应忽略教育帮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既要提升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刚性,又要让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权责一致、尽职免责,不应让个人为体制付出代价。

社区轿正法的价值蕴含与制度创新

社区矫正法蕴含着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促进罪犯再社会化等现代立法理念,在规范执法程序、推动社会参与、倡导科学矫正、发展信息治理等方面,都有立法上的突破与创新。

社区矫正执行人员主体困境之反思——以《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为研究视角

2016年12月1日,《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外发布,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法律地位再次成为理论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为解决社区矫正执行人员法律地位不明产生的主体困境,理论界提出社区警察模式、社区矫正官模式和混合模式,实践中产生了北京模式、天津模式和武汉模式,但各模式均有违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属性。根据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属性及矫正目标,建立以社区矫正官为负责人、以监狱警察为法定协助主体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吸收、扩大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可有效化解社区矫正执行不力、执行效果有限的主体困境。

论回应型社区软法的创制——以流动人口管理为例

由于个体必然要生活于定的社区中,所以流动人口管理是社区治理的基本事务之一。社区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过程中,离不开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同样也离不开流动人口的参与。社区软法是进行流动人口社区管理的基本规范形式,它与流动人口的管理及权益保障密切相关。根据社区治理的理念及目标要求,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社区软法的创制应该尽可能地向流动人口开放,使其能够充分的参与进来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换言之,社区流动人口管理软法的创制应该采取一种回应型而非单向度的模式。然而,受体制惯性的影响,回应型社区软法的创制面临许多障碍。为此,社区管理者应该从制度和意识两个层面入手,采取积极的措施,推进回应型流动人口管理社区软法的创制。

《社区矫正法》内在法理的阐释

《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确立了新的目标,社区矫正制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制度,使社区矫正工作在参与主体的职责和分工协作、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社区矫正的工作原则等方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适应新的变化,就必须对传统的工作方式方法进行合法性审视,围绕社区矫正确立的新目标,强化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重构工作体制机制,把社区矫正工作规制在法律的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