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法》实施三年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正确贯彻和落实《社区矫正法》的基本精神,准确适用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课题。落实《社区矫正法》需要重视下列问题并落实相关措施:1.全面梳理社区矫正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齐心协力共同推进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的法治化;2.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体系;3.深刻理解个别化矫正的基本内涵,构建个别化矫正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及机制;4.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社区矫正问题,充分利用科技赋能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科学化;5.研究社区矫正与监禁执行变更制度的程序与机制问题,鼓励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创新性探索,凝练具有可复制性的地方经验;6.研发RNR系统赋能中国式社区矫正与监督,提升社区矫正的信息化水平。总之,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部门应找准《社区矫正法》实施与制度发展的关键、模式与技术等重点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法律实施体系以及未来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湖南省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及完善对策研究

湖南省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着力提升人员数量、队伍素质以及队伍数量与素质的优化组合水平。面对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尚未列入国家职业序列、社区矫正机构政法专项编制数额较为紧张、社区矫正机构独立执法地位缺失、社区矫正警察队伍管理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等现实困境,应采取试行社区矫正官制度、推进队建制改革深入发展、完善社区矫正警察队伍建设、构建类似辅警的社区矫正执法辅助队伍等具体举措,扎实推进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

一体化视角下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矫正工作的实践难点及破解路径——兼论社区矫正与戒毒模式之间的协作

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是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特殊群体,具有身患疾病多、毒瘾戒断难、再犯风险高、社会排斥大等特点,需要予以特别关注。我国现行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并未专门规定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及特别的矫正措施,社区矫正制度与不同戒毒模式之间存在适用界限,加之现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及戒毒专业知识不足,导致实践中矫正此类群体工作难度大,增加了监管压力与社会风险。立法机关适时完善法律规范,增加针对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条款及相应的矫正措施,为矫正特殊群体提供指导与保障;同时,从一体化视角出发,社区矫正机构整合不同戒毒模式的优势资源,促进社区矫正与戒毒模式间的协作,以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与刑事执行效果。

社区矫正司法社工身份的副语言实现

基于Martin和Zappavigna提出的副语言系统,本文采用多模态分析法,描写并阐释司法社工在社区矫正个别教育谈话环节中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副语言与语言资源协同实现身份构建。研究结果表明:副语言系统与语言资源在身份构建上具有互补性,司法社工的四种身份经由音韵融合型副语言和语义融合型副语言资源得以构建并强化。厘清社区矫正司法社工身份的副语言实现过程,有利于完善司法社工的专业服务水准,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与司法治理的社会化进程。

心理赋能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

心理赋能是以人为本的具体化,以社区矫正对象的终身发展为目标,在接纳与尊重社区矫正对象的前提下,社区矫正对象所产生的一种内在认知和心理感知,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意义感知、自我效能感知、自我决策感知及自我影响感知,是提高矫正教育效能的工作范式。对社区矫正对象而言,心理赋能可以提升认知,增进情感,强化意志,激励行为,提高矫正教育的自我效能。心理赋能的类型包括组织赋能、个人赋能、社区赋能、自我赋能等。通过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发智识赋能、关怀心灵赋能、角色承担赋能等赋能方式,使社区矫正对象获取自我矫正教育的心理能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成长。

面向社区矫正对象的图书馆文化帮扶策略

文化权利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社区矫正对象依法享有公民基本权利。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社区矫正对象帮扶现状和文化需求,提出以下策略:转变观念,树立全纳服务理念;建章立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靶向服务,提供精准文化帮扶。以期满足社区矫正对象文化需求,提高社区矫正工作实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社区矫正对象的越轨行为及其管控

对社区矫正对象越轨行为的管理和控制是对社区矫正对象“治未罪”或“治未然之罪”,贯穿社区矫正工作始。越轨行为主要有主观故意型、侥幸型、偶发型、人格异常型、邪教和传销型、疾病型等表现形式。因此,我国对社区矫正对象越轨行为的管控,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控理念,充分认知越轨行为的目的性、情境性、差异性等特征,建立以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规则为指向的、以“四社联动”为核心的一体化的外在管控机制,充分发挥社会支持和控制效能,构建社区矫正对象以自我谴责机制、自我调节机制和心理韧性为中心的内源性管控机制。

纪念《社区矫正法》实施三周年暨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和RNR智慧矫正系统及其应用专题研讨会综述

《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三年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法律上不明确;社区矫正与监禁执行变更前的调查评估流于形式、变更决定程序不公开、变更结果救济途径缺位,等等。我国部分省市的社区矫正特色做法对于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智慧矫正通过科技赋能社区矫正技术支持体系,解决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的实际困难,为矫正方案提供大量准确信息和科学矫正依据,是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趋势。社区矫正在我国适用的时间不长,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还要面对和完善诸多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构建。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特征,需要开发专门适用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以提高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酒驾”矫正项目的概念、特点及功能出发,构建矫正项目的体系与结构,设计矫正项目的开发、认证及实施等流程,以期更好地推进“酒驾”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明晰的几个问题

社区矫正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直接决定着社区矫正的制度建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应是以“教育矫正”和“融入社会”为特质的制度形态。教育帮扶则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从社区矫正的权力性质来看,社区矫正的权力属于特殊司法行政权的范畴,是公权力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权、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权、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权。不同的权力分属于不同的社区矫正参与机关。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的法律基础,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合法性依据;刑事执法是社区矫正的保障和前提,为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奠定基础条件;教育帮扶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目的和核心内容,也是《社区矫正法》的价值取向。

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历经二十余年的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社会工作者作为法定的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之一,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已经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是,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者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低、角色定位不清、素质参差不齐、人员配比不等、工作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应立足我国国情,以《社区矫正法》为法律依据,结合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状况,采取强化宣传引导、明确身份职权、规范人员管理、健全激励机制、加强经费保障等针对性措施破解困境,以推进社区矫正领域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助力社区矫正工作持续有效推进。

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路径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当前,鉴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呈现出低龄化、复杂化、暴力化的趋势,《社区矫正法》通过专章规定了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处遇措施,并特别强调将社会力量引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立法供给不足、缺乏对家庭监护环境的重视、律师参与不足、经费保障有限等问题,亟需从完善立法、加强亲职教育、完善律师参与机制、设立专项矫治资金等方面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及其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检察机关主体不明确、检察监督侧重于事后监督、检察内容存在片面性、监督手段缺乏刚性的问题,不利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应当从制度和理念两个层面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制度层面要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规范、建立“派驻+巡回”的检察制度、将事后监督拓展为全过程监督,切实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理念层面检察机关要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以精准监督理念引领高质量检察监督,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导向开展监督工作,树立系统观念,提升社区矫正工作实效。

论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现实困境及其应对——以云南省K市S区Q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对象为调查样本

司法所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最基层的建制单位,最能反映社区矫正工作中社区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对某司法所的调研表明,中青年男性占社区矫正对象的大多数,社区矫正对象在犯罪之前普遍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实施的均属轻微犯罪,因而缓刑占绝大多数。少数社区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其矫正表现主要归因于主观方面的认识论因素和意志论因素,当然也与客观方面,如法院、检察院、社区矫正存在一定问题有关联。针对社区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的原因,应采取常规应对和专项应对措施,即以提升工作人员履职能力、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罪悔罪改罪教育为内容的常规应对措施;以建立轻微罪出罪机制、《社区矫正法》增加特殊社区矫正对象专章规定为内容的专项应对措施,以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监督管理制度,以期助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优势助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探索

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鼓励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以此重塑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实现再社会化。民族地区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专门工作力量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教育帮扶方式方法单一等短板。为此,民族地区高校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成果转化、人才支持和实践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助力本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效果的有效提升。

两岸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比较研究

因司法体系、社会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在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上存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两岸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参与模式、参与内容、专业性及职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发现两岸各有地域特点,应结合实际情况与条件作适当调整,实现差异化发展。针对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要完善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合理设定相关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加强司法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培育和发展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社会工作督导协会。

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协管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京司发[2023]42号)

各区司法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安办,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关于印发<北京市街道(乡镇)城市协管员规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社委社工发〔2022〕25号)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协管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京办字〔2019〕87号)精神,进一步充实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力量,积极推进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城市协管员队伍建设,提升工作质效。根据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对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城市协管员队伍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基于物联网和GPSONE的社区矫正无线定位方法研究

随着社区矫正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无线定位技术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应用需求日益突显。在无线定位技术中,常规的方法一般基于AoA和Range定位模型生成目标定位参数,易受指向接收器位置影响,导致定位轨迹偏差较大。本文尝试探讨一种基于物联网和GPSONE的无线定位方法,通过物联网构建社矫对象无线定位业务网络,生成GPSONE社矫对象无线定位流程,从而实现社矫对象无线定位。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定位效果较好,定位轨迹拟合度较高,可靠性高,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为依法电子定位提供了技术参考。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反思与重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本质上讲是国家纠正、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体系之一,其落脚点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原则的重要实践面向。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概念过于狭隘,不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应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础上,扩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将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并寻求“基于证据”的矫正有效性。

邯郸市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社区矫正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本文以邯郸市社区为例,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促进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